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在學術界引起熱議。這次回信繼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后重申了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當今時代，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社會發展模式優勢凸顯，經濟總量位列世界前列，而文化建設、文明創新還在艱難地探索之中。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因此肩負著更大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從當前任務、責任擔當、文明創新幾個方面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要求。

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指出：“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這一論述指出了中華文明對于堅持中國道路的主心骨的地位。全球化時代既有全球化合作也有全球化競爭。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全球化出現逆轉趨勢，即“從超級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鄭永年語）。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有限全球化將意味著各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度降低，而競爭力度將加大。競爭的終端是文明的競爭，整個社會似乎都感覺到了文明創新的緊迫性。文明的創新和升級不僅是中華文明的自我創新和升級，而是在整個現代文明基礎上的提升。自工業革命之后世界各國陸續進入現代文明，資本主義一直唱主角，但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資本主義在實踐中總是存在著不公平和缺效益兩大軟肋。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以來，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逐漸暴露。逐利的資本主義在微觀上有效，而在宏觀上總是低效甚至無效。一旦逐利者集聚和交互起來，就免不了短視、傾軋、浪費，危機也一次比一次嚴重。這一點馬克思早有預言。就實際情況而言，特別是在全球化以后，尤其是大數據技術作為管理手段后，社會主義在宏觀層面更有合理性，中國道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只要中國保持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經濟發展的優勢會越來越明顯。

經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與之相比，文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卻存在一定問題。雖然我們有中華五千年燦爛的文明，然而，文化上面臨的困難比經濟要大得多。自工業化、信息化以來，消費主義和互聯網疊加，無法阻止低俗化等不良趨勢。相比幾百年前歐洲獲得的文化崛起的機遇，中華文化在此基礎上升級難度要大得多。但是，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中國在文化上如果不及時強大起來，即便經濟騰飛，也會顯得粗糙和脆弱，甚至會遭遇發展瓶頸、后勁乏力等問題。這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需要認識的。那么內部的問題更復雜，哲學社會科學每個專業可能都面臨新的壓力和挑戰，包括如何重新認識自我，找到新方法，對文明重新定義，以及精神價值的重新建構等。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指出，“回答好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寄希望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擔當起新的使命，解決一系列新問題。

文化從類別上講由器物、制度、觀念組成，從性質上講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器物或者物質文化在現代社會由科學技術承擔，屬于自然科學的任務，自然科學成果轉化為國防科技、基礎設施等硬實力。人文社會科學所面臨的任務應該主要是指制度、觀念和精神文化，具體落實到文史哲領域，主要是觀念和精神文化方面。中華文明有著不間斷的悠久的脈絡，歷史考古發現將文明起點不斷地往前推移。歷史遺存、名勝古跡、器物文化對制度文化和思想觀念有著深刻的影響。傳統思想資源本身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文化體量大、歷史久，在重大歷史關頭調整時可能不太靈活，在某些歷史時期會出現延滯和拖曳。自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之后，中國花了近百年時間調整，雖然調整慢但底盤穩，20世紀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國家轉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經濟制度、學術制度等都是現代國家的框架，這方面沒有什么疑問，尤其在制度方面擁有與資本主義制度抗衡的能力。但精神文化的影響還沒有產生先進文明應該有的強大的影響力和覆蓋感。

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歷程經歷了曲折和動蕩。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期，仗著自己家底厚，不在乎，文化自大吃了不少虧。統治者更早的時候就有了文明轉型的意識，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是京師同文館，由恭親王奕和文祥于咸豐十年奏請開辦，同年發生了很多大事，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和王公大臣逃往熱河。挨打之后辦學的緊迫感更強烈，加大力度培養外語翻譯、洋務人才，請外國人教學。洋務運動是第一次以學生的姿態向別人學習，但甲午戰爭還是戰敗，統治者和知識階層開始反省。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70多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教育體系完善，大學教育普及。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達21836萬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取得雙重勝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快車道，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話語體系正在建構之中。

二

人文社會科學以及文學藝術不斷地塑造人的認知。在不同發展模式下，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哲學社會科學所產生的力量不亞于軍事斗爭和經濟較量。文化的強弱直接反映到經濟活動之中，經濟活動又推動和塑造文化影響力。文化影響力是一個變量，如果說經濟的強弱由量化指標決定，那么文化的強弱也是可以“測量”的。比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是否被其他文化廣泛應用，有沒有在世界上有話語權的新聞媒體，思想價值和文化藝術是否被其他文化廣泛接受，思想資源和智力成果是否被其他文化所共享，科學家、思想家是否被其他文化視為導師，文學藝術作品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其中，有些指標可以拿數據來考量，比如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獎項數量，有世界影響力的頂級學術期刊數量，世界高層人才的流入比例、人均預期壽命、教育水準等。還有一些指標無法用數據衡量，如國民幸福指數、婦女兒童發展現狀、對待弱者的政策等等。文化實力是由以上各項指標拉動的，它不是靜止的，而是由經濟實力作為參照，與文化實力共同作用形成文化影響力。假定文化影響力有一個變量曲線圖，坐標系中的橫坐標X代表經濟基礎、縱坐標Y代表文化實力，加上P點的覆蓋面——焦點到兩條準線的距離，覆蓋面即為文化影響力。再將每階段的數值引入代際（自變量）和區域（因變量）坐標圖，構成一個連續的動態變量圖，可以觀察到一種文化在單位時段（以世紀為單位）的影響力。只有大區塊覆蓋面時，可判斷其為較強文化影響力。單一文化過大的影響面就是文化霸權，如以西歐、北美為區域的長達幾百年的西方文化。而某些以資源輸出為主的國家雖然經濟很發達，由于文化根基淺或者長時間沒有文明創新和文明提升，社會發展指數很低，文化影響力很低。

文化影響力反過來又能拉動經濟指標，如品牌價值。科技的競爭最終是文化的競爭，經濟價值中包含著文化符號價值，其比重直接體現在商品中。如果說8億件襯衣換一架波音飛機有技術壁壘因素，那么20部手機換一個名牌包就是文化影響力因素作用的結果。如果一部手機與一個名牌包生產成本是相等的，其余19部手機就是文化符號價值。假定這個品牌實際上是在某個發展中國家代工（最不發達國家代工的能力都沒有），但只要這家奢侈品品牌貼上他們的標簽，便身價百倍。有能力貼文化符號價值標簽的國家通常在世界秩序中掌握了文化話語權，而這個文化話語權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即哲學、文學藝術享有崇高的地位是相匹配的，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化領導權”。因此，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更重要的是要奪取市民社會的文化領導權。

三

文明創新關鍵在于這個創新是否高于其他同級別文明，是否能解決其他文明面臨的根本性難題。哲學社會學科的任務不僅僅是關注表面的“話語場”，而是需要深度開掘人文社會科學的新領域，如重新建構話語體系的邏輯起點、歷史與發展的邏輯關系、歷史資源的當代性價值等問題。資本主義話語場現狀被信息寡頭操控，信息平臺可能掀起話語事件，可以行使話語領導權。在大數據操控下，民眾被驅趕到信息繭房，誰也不在乎真相是什么。自媒體廣泛普及的情況下，文化主體本身要建立起一種存在意識，必須進入話語場。如同后結構主義所說的那樣，主體是由話語場和非話語場共同塑造起來的。近代西方哲學把主體看作“個體的人”的概念的時候，就必然涉及人的具體行為和特征，否則就是一個空洞的主體。為了使這個主體確立起來，在話語場中就會有很多禁忌。上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經歷過幾次文化運動，話語禁忌也慢慢形成，文化領域最熱門的研究是女權主義、民粹主義、生態批評、種族主義、后殖民主義、東方主義，后三個主義其實是西方中心主義視角。這些主義作為世界性的先進文明都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每一項都是文明升級過程中出現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文明從低級到高級，公平、正義、自由這些因素是主要推動力。中華文明在文明創新、文明升級時會不會遇到這些難題？如果遇到怎么解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一是從傳統文化里找資源，二是發明創造新的辦法。中國傳統文化就注意區分王道與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才能使人心悅而誠服，儒家從來主張王霸并用，但同時又強調以理服人比以力服人更文明更高級。哲學社會科學做好這個功課，就是無用之大用。

文明創新的認識論前提，首先是要有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自覺”是把自己看作一個普遍的實體，由個別到一般。“文明創新”應該包括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繼承，也包括對他人文明的借鑒。雖然西方思想在學術界占主導地位，但對待全球化這個問題上，西方的基本思路表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主體意識的問題。自我中心主義、西方至上主義、殖民主義、極端國家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等等，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以這種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并不能使其他非西方文化心服口服，以至于出現以暴制暴的局面。為了掩蓋這些矛盾而進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又被“政治正確”所反噬。要尋求解決全球化不同文明之間和解的辦法，需要在更高層次上重新構建自我文明與他人文明的認識，需要對自身文明深刻反思，從而理解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世界才可能出現一個相對安定的局面，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上不同時期的先進文明大多是由多個族群的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哲學社會學科面臨的任務就是一個文明升級的任務，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也需要自我提升三種能力：處理增量信息的能力，世界價值體系解釋能力，文明創新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也可以理解為對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基礎類學科的重視。基礎學科是真正需要坐冷板凳的學科，但我們又有著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基礎類研究很多時候是“無用”的，因其用途不直接、不明顯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文明創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思想領域的突破和價值層面的提升。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引起全社會對基礎學科的關注，提醒人們了解它的“無用之大用”，一定會贏得各種支持，并激發人文學科工作者的創新動力，促進高質量的思想類文明創新成果的產生。基礎學科的命運在此契機之下會迎來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