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勝，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云南麗江人，納西族。

1980年畢業(yè)于中央民族學院漢語言文學系，并留任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學、日本大阪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從事民間文學、語言文化學、日本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獲碩士、博士學位。

2001年調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2006年調任中國文聯(lián)，2009年任云南省政府副秘書長，其間大力推動云南申請世界遺產的保護工作。2011年調中國作家協(xié)會擔任專職副主席。現為十三屆政協(xié)常委、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西南聯(lián)大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閃耀世界的文化IP，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跡。師生們在戰(zhàn)亂和流亡中，在那么惡劣的環(huán)境中堅持教書讀書，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杰出精英，產生過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170多位兩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領域的名人。其最核心的價值，在于自強不息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對此我們應該總結、研究，在新時代弘揚這種現象和精神?！?/p>

連續(xù)兩屆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白庚勝遞交提案，主題都跟家鄉(xiāng)云南和歷史上的西南聯(lián)大有關。

在白庚勝眼里，“西南聯(lián)大不僅代表云南，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文化精華。但是，多年來人們對這一文化IP缺乏系統(tǒng)的開發(fā)思路，也沒有具體規(guī)劃和戰(zhàn)略，導致至今這一文化旅游資源的富礦仍然塵封在歷史中?！?/p>

西南聯(lián)大一直是云南最著名的文化名片之一。今年底5月底，以采訪西南聯(lián)大老校友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九零后》進院線上映；月初，青年作家楊瀟的新書《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lián)大》出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騰訊影業(yè)等聯(lián)手打造的電視劇《我們的西南聯(lián)大》也已殺青，預計今年播出；云南方面也開發(fā)推出的文化旅游線路“西南聯(lián)大文化之旅”，希冀探索影旅聯(lián)動新模式，形成線上內容與線下實景娛樂相互增值的良性循環(huán)。

建議設立永久性西南聯(lián)大文化論壇

張英：在您看來，“西南聯(lián)大”作為一個文化和教育符號，今天還有哪些意義？

白庚勝：云南有寶藏，有資源，但一直缺少人撬動。西南聯(lián)大是云南世界級別的文化品牌代表，是難得的云南文化名片。要總結西南聯(lián)大的文化精神，把它的文化價值、愛國主義精神研究透，充分開發(fā)它的文化資源，并賦予它現代性。

西南聯(lián)大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閃耀世界的文化IP，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跡。師生們在戰(zhàn)亂和流亡中，在那么惡劣的環(huán)境中堅持教書讀書，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杰出精英，產生過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170多位兩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領域的名人。其最核心的價值，在于自強不息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對此我們應該總結、研究，在新時代弘揚這種現象和精神。

張英：怎么評價當下云南開通“西南聯(lián)大文化之旅”文化旅游線路的嘗試？

白庚勝：我覺得非常好。通過這條新線路，可以拉動云南的旅游業(yè)和文創(chuàng)產業(yè)及其他產業(yè)的發(fā)展。

設計西南聯(lián)大文化旅游線路時，可以有小中大幾種不同設計。大的從北大、清華、南開出發(fā)，里面還可以有很多變化。云南省境內的旅游線，是最核心的部分。西南聯(lián)大的老校址還在，現在是云南師大在使用?？梢越柙颇蠋煷笮滦^(qū)建設的機會，將校址騰退出來，將老校址建成西南聯(lián)大博物館或西南聯(lián)大文創(chuàng)園區(qū)。應該進行全球招標、設計、空間布局，以建設西南聯(lián)大博物館。蒙自那邊的西南聯(lián)大博物館，以后可變成分院。

另可在西南聯(lián)大的老校址這里設立永久性的西南聯(lián)大文化論壇，每年邀請西南聯(lián)大的校友，以及全世界研究西南聯(lián)大的學者專家，從文化、教育、技術、科技、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美術、攝影各種不同的角度在西南聯(lián)大原址發(fā)出聲音，通過文化活動聚攏西南聯(lián)大的人脈和精神，不讓它冷下來。

我到莫斯科大學訪問，莫斯科大學校園里樹碑立像的，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都是他們學校畢業(yè)的，對俄羅斯民族精神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我們沒這個傳統(tǒng)，清華北大都沒有。未來，西南聯(lián)大老校址，應該搞一個雕塑群像，為杰出的校友都立像，樹碑立傳。

張英：您在提案里，提出應該在云南恢復“西南聯(lián)合大學”，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白庚勝：目前，國家正在進行教育布局的大調整，且已開始第十四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工作?；謴椭亟ㄎ髂下?lián)大，有利于推動云南邊疆教育事業(yè)發(fā)展。

云南曾經作為抗日大后方，為中華民族做出過重大貢獻，特別是曾傾盡全省之力，呵護西南聯(lián)大的生存。云南在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面貌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它至今沒有一所國字號大學，教育水平在全國尚屬下游。因此應給予更多的關懷、支持，以促進云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進步，強化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力量。

而恢復重建西南聯(lián)大正可以起到這方面的作用，更好地實現教育公平、教育興邊、教育強邊，并為西南聯(lián)大文旅融合培育源源不斷的生力軍，以告慰西南聯(lián)大的先輩，傳承西南聯(lián)大的薪火。

云南納西族人

最初只有中專學歷

張英：您最早的學歷是中專，后來是怎么進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搞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

白庚勝：我是云南納西族人，最早從中專師范學校畢業(yè)后當數理化老師。后來學校想讓我教語文，就派我到中央民族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剛從中國科學院那邊分出來兩年，要成立一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那時候會說漢語，又會少數民族語言的人不多，同時學過文學的就更少，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到中央民族學院來找人，最后認為我比較理想，就決定把我留在北京。我就這樣留下來，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成立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工作。

當時這個所剛成立，所長是研究民間文藝的大家賈芝，黨委書記王平凡，我是第一個業(yè)務人員。沒有老師，沒有課題，沒有經費，宿舍也沒有，搬家9次。幾十年發(fā)展過來，現在這個所共有來自30個民族的近50個工作人員。我是它發(fā)展的見證人。

初到研究所，我知道第一要務是打基礎、完善自己。到北京之前，我的文學基礎也就是小學到高中階段。那個時候還沒有課本，只是讀點毛主席的詩詞，背點毛主席語錄。來北京后讀的三年半大學，其實是大專待遇，連本科都不算。我們圖書館的書大多是批判讀物，絕大部分都不能借閱，唯一可以自由閱讀的是蘇聯(lián)的小說。直到77、78級大學生進學校以后，圖書館才逐步開放一點歐美小說。所以知識結構有很多欠缺。

當時所里沒有任務，我就到處聽課。去北大、北師大，到中國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也就是現在的魯迅文學院第一屆少數民族作家班旁聽，不斷地豐富充實自己。我那時的工資，除了維持基本生活，剩下的全用來買書。哪兒有報告會，哪兒有講座，我都騎著自行車去聽。中央民族大學王福翰老師，能背誦所有中國古典文學代表作品，他的課我一節(jié)都沒落下。我們上大學時候不教外語，我就自學，上日語班，以最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

少數民族文學，我覺得最有特點的是民間文學——史詩、神話、故事傳說。所以聽了北大段寶林老師的課之后，我想考他的碩士研究生。正好，1983年他要招兩個學生，我就報考了。結果，當時北大有一條規(guī)定，只要為北大的體育和文藝做出重大貢獻者都可以免考讀碩士。最后，段老師那年招了兩個打排球的運動員。這件事對我打擊特別大。我就下決心，將來的學術成就一定要比碩士和博士強。我才25歲，有的是時間。

背了12本日語教材

考中了唯一公派名額

張英：果然，最后您成為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權威和開創(chuàng)者。

白庚勝：段老師現在到哪兒都說我是他的學生。事實上不是，但當年我旁聽他的課程，他啟蒙了我怎么搞民間文學，這倒是真的。

學術發(fā)現，無非是幾個：一是方法論的貢獻，另外是資料的新發(fā)現。有了這兩條，水平再低都能有新發(fā)現。如果你方法不對，或者你的資料都是別人的東西，你就出不了新成果。所以民間調研，是最有用的方法，民間文學的大量作品在老百姓的記憶里、生活中。

我就開始走云南，去麗江、迪慶、寧蒗等地區(qū)調研，走遍山山水水，記錄下數以千計的民間故事、傳說、歌謠、諺語等。貴州出版社給我出版的50卷《白庚勝文集》里面，有10卷就是當時我收集的這些作品。全是我自己采集、自己翻譯，都是瀕臨滅絕失傳的。我收集之后再去傳唱傳播，把它們傳承下來。創(chuàng)業(yè)的人老愛說他的第一桶黃金是從哪里來的，我的第一桶金來自民間，來自1980年至1985年在全國的奔走。

張英：后來怎么又得到機會留學日本？

白庚勝：1986年，中國社科院有名額出國留學。32人參加考試，我下苦功，背了12本日語教材，考中了唯一公派名額。到大連外國語學院半年強化學習后，1987年11月就去了日本大阪大學留學。

第一次在日本留學的一年半時間，我如饑似渴地學習。人家出國買電冰箱、買電視，我回國時買了6大箱的書。過海關時，工作人員一本一本一頁一頁地翻，檢查有沒有“精神污染”的內容，整整查了我三個小時，查到天都黑了。

回國以后，中央民族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是我大學時期的班主任，鼓勵我考母校的研究生，我只好試試。最后一考，成績全校第一，外語是最好的。讀了中國民族語言文學泰斗馬學良先生的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研究在職研究生，主要學人類學田野作業(yè)。語言學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自然科學，我跟著馬先生把這門學科拿下來了。

馬學良先生后來又讓我讀他的博士研究生，學語言文化學。從此三年，我一邊在家里帶孩子，一邊當著研究室的主任搞研究，一邊讀博士。馬先生教會我國際音標，中國各民族語言知識、文化以及研究方法，這是只有馬學良先生才有的功夫，我把這招學會了。馬先生還教我怎么做人、做學問。

拿下日本博士學位

把日本方法用到我國文化研究里

張英：您不光是讀了馬先生的博士，后來又讀了日本的博士。

白庚勝：那是中國社科院、國家教委和中國科學院三個單位，跟日本每年有一個論文博士的合作。1992年，我參加了考試，結果變成了中國和日本兩個博士同時讀。在日本筑波大學跟著宮田登先生學民俗學，一步一步陷在人文科學里不可自拔。

我的一位日本老師小松和彥寫了一本書《神明的精神史》，寫神是怎么產生的，神對人有什么作用，是從神話和民俗開始研究的。書中有一篇叫《白山的信仰》，講日本有一座白山，山神白馬白袍，跟云南玉龍雪山傳說中山神的造型一模一樣。它引發(fā)了我對顏色和民俗的興趣。后來寫了《揭開玉龍第三國的秘密》和《〈黑白戰(zhàn)爭〉象征意義辨》，從色彩學的角度去審視東巴史詩中黑和白兩個部落的戰(zhàn)爭，文章分別發(fā)表在雜志上。

日本的博士學位不好拿，色彩學跨自然科學、光學，還跨美學、文化學、歷史學、民俗學等五六個學科，更不好拿。我不能什么都搞，只能搞一個，把日本的方法用到我國的文化研究里面。所以，我搞《中國色彩文化學概論》之前先做了納西族的色彩文化研究?！吧饰幕瘜W”這個概念是我提出來的，這個學科的構建也是我先做的。

我回國后，馬學良先生不久就去世了。去世前，馬先生推薦我到北師大去做鐘敬文先生的博士后。本來我很想去做費孝通先生的博士后，但馬先生說鐘敬文先生學問厚實，又是作家、教授，是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泰斗，他們是最好的朋友。我就到了北師大做博士后研究。

正當博士后研究期間，我又被推舉為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所副所長，開始以“正名、立規(guī)、定向、改制、創(chuàng)新”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科研院所改革實踐。多年后又調往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持“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工程”，主抓人才培養(yǎng)、活動組織策劃、建設、深化與研究，主編了近千種作品選，推進作品翻譯、文字采訪、與國內外交流等工作。加上過去曾擔任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長，我從創(chuàng)作、翻譯、研究到組織、編寫等一一歷練，把馬學良、賈芝、王平凡、毛墨、劉魁立等開創(chuàng)的這一學科推向了前進。

響應國家和時代的召喚

解決最重大的學術問題

張英：到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工作，又是怎樣的故事？

白庚勝：我博士答辯那天，馬學良先生和鐘敬文先生來了。馬先生對我很滿意：“你這個學術論文有獨特的發(fā)現，你是真正做學問的?！?/p>

原本我跟甘肅黃河出版集團都已簽約，畢業(yè)后要出20本一套的《中國色彩學叢書》，包括我的《中國色彩文化學概論》。我現在還珍藏著我當年寫《中國色彩文化學概論》的目錄，經常拿出來看看。

本來，我想做一個純粹的學者，做中國色彩文化學的開創(chuàng)者。但是在讀博士后之初，鐘先生聽了我的想法后說：“不行，一個知識分子，首先應該響應國家和時代的召喚，解決最重大的學術問題。你的色彩文化學只有你懂，你退休以后慢慢做，沒有人會超越你。但現在中國社會轉型，農業(yè)社會正在轉成城市社會，農耕文明在崩潰，農村在變化，而傳統(tǒng)文化沒人做。我已經98歲，做不了這個工作，你要去做這項工作，去搶救和保護中國各民族的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行不行？”我回答他：“堅決聽老師的！”

于是，我根據家鄉(xiāng)麗江的情況，專門寫了《處在緊急危機狀態(tài)的納西族文化及其對策》給鐘先生。其背景是我回到麗江探親，進門發(fā)現沒人說納西話了，城里面沒人穿納西族服裝了，村落里面全是小洋樓了。納西族如此，廣東呢？福建呢？深圳呢？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沿海城市怎么樣？中原會怎么樣？再過三年五年，我們的西部地區(qū)會怎么樣呢？我提出了搶救、保護、轉型、傳承、發(fā)展五大對策。

北師大把論文轉到教育部，教育部又轉到文化部和中宣部。中宣部就來人找我，要調我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我當時已經是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了，博士生導師，一年一百萬的課題費，管著幾十人的少數民族研究隊伍，出國每年好幾次。我還是國際薩滿學會副主席、國際納西學學會主席、中國少數民族學會理事長、中國民俗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只是群眾團體，社科院是國家部委。我實在不太愿意，我的書記也不愿意讓我過去。

但是，我是黨員，必須響應時代的號召和需求。更何況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原來很厲害，郭沫若做主席，周揚做主席，后來是鐘敬文、馮元蔚做主席。研究會主體是民間文學，后來加入民間藝術，有一大批訓練有素的民間藝術家，我最后下定決心，服從調動。

和馮驥才搭檔保護文化遺產

張英：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您和馮驥才一起搭檔，啟動了保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工作。

白庚勝：剛到協(xié)會，苦不堪言，沒有經費，人少，學者已經全部退休，老干部看病都沒有錢支付，整個協(xié)會的工作大都停滯。秘書長劉春香、副秘書長向云駒很不容易。

馮驥才做主席，我是常務副主席和黨組書記。馮驥才幾個月、半年來一次，我一天24個小時坐在單位，解決協(xié)會的生存問題，把我的知識應用到學術組織、學術建設、日常管理、隊伍建設以及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工作上。

馮驥才是文化名人，他有這個情懷，有政治地位，有社會影響力，在社會上給我呼吁，影響媒體；我忙具體的工作，找錢，負責組織、策劃、實施，搞“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我將協(xié)會的工作重新進行了定位：一個是民間文藝，一個是民間文學，一個是民間文化，以搶救工程為總綱。

當時搞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啟動大會很多省都派秘書長、副秘書長、文化廳長參加。大家都想知道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要干什么，他們也要保護自己地區(qū)的民族文化，但不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

搞發(fā)布會前夜，馮驥才問我：“庚勝，咱倆背水一戰(zhàn)，明天就要出去掛盤了，卻沒有上級文件、沒有經費支持。你怕不怕？有反對我們的人，造謠的，給中央寫內參的，拿政協(xié)提案的，都有。”我問他怕不怕，他回答我：“不怕！”

我說：“馮主席，你什么都見過了，所以你什么都不怕。我白庚勝連聽都沒聽說過那一切，我能怕嗎？我已經看透了世界大趨勢，文化遺產對一個民族的意義作用和價值。我在日本的許多博物館里看到擱滿了中國的文物。以前戰(zhàn)爭、國家動亂，我們缺少文化的認識能力，蒙古學、藏學、考古學、敦煌學，哪個不是帝國主義研究爭奪以后中國才重視起來的？只要我們倆做好了，做認真了，對國家和民族有用，我們倆至少是會對歷史起到作用的人。”

第二天在大會上，全國各地代表發(fā)言，我們請中宣部的人來。后來到中宣部匯報，到文化部匯報，光這些協(xié)調工作，占了我大量的時間。由于困難，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啟動，國家當時只給了30萬。而現在，中國民協(xié)僅建一個數據庫就給了4個億，可見國力是越來越強大了。

現在保護文化遺產幾乎變成了一種社會運動，全中國的媒體堅定不移地站在我們這邊。馮驥才很會找新聞的焦點，對中國民間文化起到最好的宣傳作用。當然，這項工作做得好，還與我們主席團是一個好團隊有關，還有全國文藝工作者的傾力支持。

我非常懷念那段與鄭義民、夏挽群、常嗣新、曹保民、余未人、江明惇、農冠品、劉鐵梁、劉春香等副主席戰(zhàn)斗在一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