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

我是在40多年前，結識作家高曉聲的。

1979年春天，江蘇人民出版社，擬在新中國成立30周年前夕，出版一套反映江蘇文學創(chuàng)作實力成就的叢書，分小說、散文、詩、戲劇、兒童文學各卷。我和徐州的作家張成珠有幸借調(diào)到出版社參與編選這套叢書的散文卷。負責我倆工作的是散文編輯湯淑敏老師。后來我知道她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茅盾研究專家葉子銘的夫人。

編選工作的基礎是挑選作品條目，湯老師將我和張成珠分了工。我主要負責從本省報刊中去挑選；張成珠則從全國有影響的書報雜志中選江蘇籍作者發(fā)表的散文。于是新華日報社、中國作家協(xié)會江蘇省分會（1992年更名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資料室是我一段時間經(jīng)常往返的地方。我就是在作協(xié)資料室，先后結識了我省著名作家葉至誠、艾煊、龐瑞垠、馬春陽、魏毓慶、李克因、姚忠瑞，其中也有高曉聲。

那時江蘇省作協(xié)在長江路總統(tǒng)府東側的一個大院里，《江蘇文藝》（當年7月才恢復《雨花》）編輯部、作協(xié)辦公室、資料室等都在里面。資料室最大，書籍期刊一排排陳列書架上。我每天靜坐在這里瀏覽從1957年創(chuàng)刊至“文革”前的《雨花》及近年的《江蘇文藝》，從中精挑細選出作品，交兩位在家待業(yè)的女知青謄抄（當時復印機還沒有普及）。我時常看到有人進進出出來這里翻閱查找資料。

一天，有一個人來資料室查閱資料，他個子不高，皮膚黝黑，臉上布滿了溝溝壑壑，給人飽經(jīng)風霜的感覺。他說話鄉(xiāng)音很濃重，不細聽不易聽懂，身上的衣著也不講究，灰灰的滌卡中山裝，還被煙蒂燙了幾個小圓洞。

這人我看到過幾次，時常見他將幾件洗過的衣服晾曬在大院不起眼的角落，總以為他是作協(xié)請來搞后勤工作的。他走后，我問資料室汪家流老師（后來我知道汪是《新華日報》社總編辦王若淵的夫人），剛才那位老先生（我沒好意思講老頭，因為這里都是知識分子，說話得禮貌點）……還沒等我說完，汪老師笑著說：“他不大，才50出頭，是作家高曉聲，從江蘇武進調(diào)進作協(xié)不久，是我們作協(xié)的副主席。”

“哦，高曉聲。”我忽然記起剛創(chuàng)刊不久的《鐘山》雜志上有高曉聲的一篇名為《“漏斗戶”主》的小說。他的形象又讓我想起寫《小二黑結婚》的著名作家趙樹理，也是一身土得掉渣的打扮：常年戴一頂藍布人民帽，身穿一套藍布制服，腳上穿一雙家制黑布鞋，衣服經(jīng)常是皺皺巴巴的，一點不挺括。眼前的高曉聲和趙樹理一樣，哪像一個作家呀，活脫脫一個老農(nóng)民。

接觸

后來我才知道，高曉聲“文革”后重出文壇，在南京沒有地方住，葉至誠接替顧爾譚任《雨花》主編時，就讓高曉聲在編輯部落個腳，既然住在編輯部，自然要找個理由，就讓高曉聲也看看稿，晚上就睡在編輯部。看稿的這段時間，沒想到遠在北京的汪曾祺把他新寫的小說《異秉》投給了家鄉(xiāng)的刊物，當時《雨花》一位編輯看了，說這篇小說寫得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曉聲看了以后，說：你們不懂，這才是好小說。高曉聲在他有限的編輯生涯中，破例為這篇小說寫了編后記，并將小說作為頭條發(fā)表，在當時的文學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動。汪曾祺的自由來稿被高曉聲、葉至誠看中和推崇，可謂是知音難得，遂成一段文壇佳話。

我第一次與高曉聲接觸，是他要借用1957年的《雨花》合訂本，那上面第一期刊有陸文夫的小說《平原的頌歌》，后被打成“毒草”，高曉聲要看一看。剛好這本合訂本在我手上，資料室汪老師叫我給高曉聲先看一下。于是那個午后，我到編輯部送這本《雨花》給高曉聲，他坐在緊靠里面的一個位子上，右側是龐瑞垠老師，我徑直走到高曉聲桌前說：“高老師，汪老師叫我送來的。”他似乎知道我來作協(xié)是干什么的，欠起身：“好，好，看過后就還給你們。”

第二天，他就將《雨花》還給了我。多年后我才知道，高曉聲一直留意著他的這位同齡文友，他們曾有過一段相同的人生命運。這以后我見到他，總稱呼他“高老師”，有時也聊上幾句，漸漸也熟悉了他老人家濃重的武進口音，并從他的鄉(xiāng)土氣質(zhì)里看出有俗人沒有的東西。

至天氣炎熱的時候，我的散文作品條目基本挑選完，準備轉移到《新華日報》社。離開總統(tǒng)府前，我去《雨花》編輯部和諸位相識的老師話別，當我握住高曉聲的雙手時，那雙手是多么的粗糙，銼刀似的，哪像一個文化人的手。特殊年代的生活，造就了他這蘊含著艱辛和苦難的雙手。我們對望著，他說有空常來玩。我說，剛復刊的這期《雨花》上，看到您的新作《李順大造屋》，寫得真好。他淡淡地微笑著。

幾個月一晃過去，當這年的11月，我收到省出版社寄來的江蘇30年文學叢書，首先不是先看散文卷，而是翻開《1949—1979江蘇短篇小說》（上下冊），想看一看我敬仰的高曉聲老師入選的是哪部作品。在目錄頁上我看到，有《解約》和《李順大造屋》兩篇，前者是從他1955年出版的《解約》短篇小說集里選出的；后者則是發(fā)表在當年復刊的第7期上的《雨花》頭條上。后來我又讀到他1980年發(fā)表在《人民文學》第2期上的新作《陳奐生上城》，這兩篇小說分別獲得1979、1980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我對高曉聲老師更是肅然起敬，崇敬有加。此后“陳奐生系列”成為高曉聲的代表作和他小說的標志性風格，并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贈書

大概是1981年左右，省作協(xié)從總統(tǒng)府搬到建鄴路朝天宮旁（原省黨校），這里離我家很近。我時常去資料室翻閱全國各地交流的文學期刊。一次碰到高曉聲，他微笑著和我握握手，隨即帶我到他的辦公室，我心里有些微的緊張，在我眼里他已不再是我初識時的那個形象，正想著，只見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書送給我。我一看封面是紫紅色的，書名《79小說集》，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他送我的第一本書。那晚我看了他以《擺渡》為題所寫的一篇代前言，確是出手不凡，構思絕對奇妙。

繼《79小說集》后，高曉聲后來陸續(xù)出版了《高曉聲80小說集》《高曉聲81小說集》《高曉聲82小說集》《高曉聲83小說集》《高曉聲84小說集》，一年一本小說集，有點像個人的創(chuàng)作年鑒，可見高曉聲老師在1980年代初期創(chuàng)作量相當可觀，并引發(fā)文壇一段時間的“高曉聲熱”。“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高曉聲的文學作品，是歷經(jīng)了無數(shù)次人生磨煉而成就的精粹，是生長在農(nóng)村土地歷經(jīng)了無數(shù)次風雨而綻放的驚艷，讓人看到在他瘦弱的軀體里有釋放不完的亟待釋放的生命潛能和創(chuàng)造活力。

后來省作協(xié)搬到城北頤和路2號。一次我到省作協(xié)遞交入會材料，問及高曉聲老師，才知道他不習慣大城市的生活，仍然眷念故土，回武進（今屬常州武進區(qū)）去了。偶爾遇上些重要會議才來趟南京住上一兩天。

有一次，南京文協(xié)（作協(xié)前身）辦的文講所（后來改為青春文學院）請來高曉聲老師給學員們講課，我那時擔任文講所的輔導老師，又一次見到了高曉聲。他說話的幽默、舉止的率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天課間休息時，學員們都圍著高老師問這提那，這時文協(xié)副主席俞律老師給高曉聲送來一杯白開水給他潤潤喉嚨，哪知高曉聲忽然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白酒瓶，里面裝著半瓶酒。他對俞律說：“我有這個。”說著仰頭喝了一口。隨即又遞給俞律：“你也來一口。”旁邊的學員們看了都哄堂大笑起來，頓時氣氛又熱烈起來。

1999年7月6日，高曉聲在無錫病逝。我在報上看到訃告，盡管我和他的接觸僅限于此，平淡如水，也沒更多深層的交往，但我心里實在很難過，他笑起來露出的滿口黃牙，和那和藹可親的面容仍給了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對他一直抱有敬意。他送的那本書還在書架上，每一撫摸，總能想起當年的情景，怎么也不會忘記。只悔恨自己當時太年輕，也不知道請這位作家在書的扉頁上簽名寄語，每每翻閱這本書的時候，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