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建江，學者、作家、出版人。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童話藝術空間論》等論著十余種，《美食家狩獵》《樹上的風鈴》等作品集四十余種。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國家級和全國性獎項三十余次。

“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百篇”系列叢書

《海濱的孩子》《我可不怕十三歲》《小巷木屐聲》……一套以“百年百篇”為概念，遴選新文學運動開啟（1917年）至今百年期間的短篇佳作，以波瀾壯闊之姿，全面、客觀、集中展示了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短篇藝術成就的“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百篇”系列叢書近日問世。這是一套情與魂能真正與中國孩子的心靈連接，提供有益于孩子成長的精神養分的叢書。

整套書既有魯迅、老舍、宗璞、任溶溶、曹文軒等文學大家，也有趙菱、吳洲星、孫玉虎、慈琪等青年作家，共集結了海峽兩岸最具代表性的現當代兒童文學作家174位。

分量厚重，篇篇經典，但篇幅卻很輕巧，在這100年的佳作中，孩子還能讀出中國文化孕育出的獨有的文學發展脈絡，許多作品契合孩子生活的回憶、環境，能引起更深層次的共鳴與思考。

這些經典之作的挑選，都是各個領域的文學專家花了兩年時間一點點“磨”出來的，從“百年百篇”中如何窺見百余年來中國兒童觀和兒童文學觀的發展演進，這些思想性、文學性與可讀性兼備的作品，對孩子語文各方面綜合素養的提升都有哪些幫助，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叢書總主編、著名作家孫建江先生。

“兒童文學”這名稱，始于“五四”

記者：“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是何時明確提出的？它對于加快中國兒童文學由非自覺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的進程意義何在？

孫建江：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適宜于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古已有之，一直存在。在中國，自覺意義上的兒童文學萌發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1917年，是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啟之年。這一年，胡適、陳獨秀分別發表劃時代雄文《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新文學無不受惠于隨之開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洗禮。正如茅盾所說：“‘兒童文學’這名稱，始于‘五四’時代。”

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首先源自對兒童的“發現”和重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之于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的進程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魯迅不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者，同時也是中國兒童文學卓越的建設者。魯迅十分重視兒童教育。他認為，兒童教育的問題，于我們民族的前途有著極大的關系。那些以封建倫理道德去規范兒童的蒙學讀物，勢必造成“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呆頭呆腦”。

1920年，周作人在一次題為《兒童的文學》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了“兒童的文學”概念（見《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他從“兒童的”和“文學的”這兩個方面入手對兒童文學進行理論闡釋，可謂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周作人強調“兒童的”文學，目的在于強調兒童需要文學。兒童不是縮小的成人，兒童有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與成人一樣，兒童也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既然如此，與成人一樣，兒童也需要文學。

如果說，在周作人之前的梁啟超、孫毓修等人的有關兒童文學的意見，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種零散的、不經意的、非自覺的議論，那么，周作人有關兒童文學的意見，則無疑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自覺的研究了，他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這一概念后來逐漸簡化為“兒童文學”）。這不能不說是周作人對前人的一個重要突破。

由于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有著較為堅實的理論依托，因而“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很快贏得了人們的贊許和認同。1921年，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伊始，即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兒童文學運動”。除了周作人本人又發表了《兒童的書》《關于兒童的書》等文呼喚兒童文學外，葉圣陶于1921年在《晨報》上呼吁“希望今后的創作家多多為兒童創作些新的適合于兒童的文學”。嚴既澄于1921年在上海國語講習所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進修教師作《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之價值》演講指出：“兒童文學，就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

“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的明確提出，加快了中國兒童文學由非自覺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的進程。中國兒童文學進入了自己全新的時代。

中國兒童文學，帶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征

記者：多年來，您一直在編中國兒童文學年度精選，是怎么想起編這樣一套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文叢的？

孫建江：多年前，與任溶溶先生聊天，他知道我一直在編中國兒童文學年度精選，就建議我編一套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文叢。任先生一直關心我鼓勵我，這我是知道的，但他的這個建議我當時還真不敢貿然應允。過了幾年，任先生見到我又提及這事，看來老人家是認真的。他知道我有顧慮，就特別說，編這樣的文叢學識和眼界固然重要，但公允之心和務實精神更重要，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付出常人完全無法知曉的背后辛苦。他說，我看你蠻合適做這件事。這個時候，老人家已年逾九旬。自那以后，我開始認真考慮老人家的建議了。

不久，我拿出了編選方案。我設想中的這套文叢，主體閱讀對象定位于當代少兒讀者，非純史料鉤沉，強調當代意識和史家眼光。隨后，我向任溶溶、金波、海飛、高洪波四位權威報告請益，他們不僅均給予肯定，還欣然應允擔任文叢的顧問。同時，我又邀吳然、凡夫、蕭萍、張國龍、李學斌、胡麗娜、周勝南等作家學者擔任分卷主編，亦獲他們肯定和支持。

本文叢分為“小說卷”“童話卷”“童詩卷”“非虛構卷”“寓言卷”和“幼兒文學卷”。各卷入選作品順序按作者出生先后排列。由于本文叢規模龐大，前期規劃中的“科幻卷”“戲劇卷”“理論卷”等未能同步推出，留待以后有機會和精力，再行續編吧。

記者：為什么說20世紀對于中國兒童文學來說意義重大？這套叢書，也是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大致脈絡的一個梳理？

孫建江：20世紀對于中國兒童文學來說，意義重大。這不僅僅因為自覺意義上的中國兒童文學產生于20世紀初，還因為20世紀是中國兒童文學從單一走向豐富，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全面發展的時代。由于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末新時期的改革開放這兩次歷史性的變革，使得中國兒童文學得以加快自身的全球化進程，并成為世界兒童文學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兒童文學受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兒童文學缺乏或沒有自身的特點。由于中國兒童文學特殊的背景（古老的文化傳統，新文化的歷史抉擇），中國兒童文學無論是初始的產生還是后來的發展，都無不帶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征。這一鮮明的藝術特征，決定了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之間存在著一種互補關系。也就是說，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之間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世界兒童文學的一些主要類別，在中國兒童文學中都有所呈現。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世界兒童文學的類別在中國兒童文學的格局中所占比重并不對等，有的差異還相當的大。

中國兒童文學的獨特性

記者：為什么說中國兒童文學是教育型占主導地位？

孫建江：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基本格局，概而言之，可做以下的表述，即：以教育型為主，以溫情型、游戲型為輔，兼及其他類型。

魯迅曾說：“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1923年，葉圣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話集《稻草人》，這本薄薄的童話集，為日后中國兒童文學的兩個重要類型——教育型和溫情型勾勒出了雛形。耐人尋味的是，葉圣陶這位非常注重兒童文學教育功能的人，他最初創作的《小白船》等幾篇童話卻是典型的溫情型作品。到了《稻草人》，深沉凝重取代了清麗柔美，嚴酷的現實取代了溫存的幻想世界。這為后來的教育型作品開啟了先河。1931年，葉圣陶出版第二本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則完全注重的是教化功能。葉圣陶創作的這一轉變，盡管有諸多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社會現實所致。這也表明中國兒童文學的獨特性。

中國是一個注重“詩教”、注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的國度，對讀者進行“詩教”，強調“文以載道”，這是歷代文化人普遍遵循的一個原則。這一文化態勢對中國兒童文學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兒童文學的每一個時期都擁有為數眾多的教育型作品，教育型作品貫穿著整個百年中國兒童文學。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葉圣陶、郭沫若等的作品，三四十年代，有陳伯吹、賀宜等的作品，五六十年代有金近、魯兵等的作品，八十年代至新世紀，有眾多作家的這類作品。就百年中國的兒童文學狀況言，注重教育型作品創作的作者隊伍之龐大，教育型的作品涉及面（體裁、題材）之廣，是注重其他類別創作的作者和他們的作品無法企及的。

溫情型作品的萌發與教育型作品的萌發保持了同步。但溫情型作品在數量上明顯少于教育型作品，而且溫情型作品也沒能始終貫穿于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各個時期。溫情型作品曾在20世紀初的20年代和20世紀末的80年代出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以冰心的《寄小讀者》為代表。母愛和人格化了的大自然之愛是這一時期作品的突出特點。溫情型作品的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時期，溫情型作品有了全面（體裁、題材）的復蘇和發展，產生過許多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如孫幼軍、金波、曹文軒、張之路、程瑋、秦文君、冰波等的作品。新世紀初，溫情型作品也有不錯的表現，出現了彭學軍、湯素蘭、湯湯等的作品。

游戲型作品出現的時間稍晚，數量上也遠不及教育型作品。中國游戲型作品的發軔，始于20世紀30年代張天翼的童話《大林和小林》等作品。張天翼的創作夸張、風趣，極具喜劇色彩，但其間的教化功能、諷刺意味也頗為明顯。張天翼之后相當一段時間，此類作品幾近絕跡。直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方出現了任溶溶的《“沒頭腦”和“不高興”》、包蕾的《豬八戒新傳》，這類作品的數量并不多。比之張天翼，任溶溶、包蕾更強調作品的幽默特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游戲型作品創作的高潮，鄭淵潔、周銳、葛冰、彭懿、高洪波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這是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大致脈絡。

幫助小讀者在人生的起步階段積累起良好的人文素養

記者：回望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從強化政治引領，講好中國故事，傳承紅色基因的方面，哪些作品給您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孫建江：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百篇，發生于中國，創作于中國，編選于中國，可以說是原汁原味的中國故事。在這些中國故事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以“紅色基因”和“藝術品質”兼備見長。像《雨來沒有死》《三個銅板豆腐》《海濱的孩子》《鏡子的故事》《奇異的紅星》《小隊長的苦惱》《帽子的秘密》《小伐木人的筆記》《十八雙鞋》等作品，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散發著獨特的藝術魅力。

記者：這套文叢時間跨度百年，您認為對當下少兒讀者感受文字魅力，汲取創作營養，點燃文學夢想有著怎樣的益處和幫助？

孫建江：這套文叢是眾多專家在百年的時間長河里，精心打撈、淘洗、比對、篩選出來的兒童文學精品。這些作品內容多姿多彩，體裁涉及小說、童話、童詩、非虛構、寓言和幼兒文學，藝術品質上乘，可謂優中選優。對當下少兒讀者而言，這套文叢的益處和幫助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以最少的時間領略百年時間長河里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魅力；適合少兒閱讀的作品，讀者針對性強；內容豐富，體裁多樣，各取所需；所有作品都是短篇，適宜學業壓力繁重的少兒讀者課余閱讀；文叢中的不少作家作品多次入選了各種各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本身就是寫作的范文；當然，最重要的還在于，這套文叢會讓小讀者愛上文學，讓小讀者在人生的起步階段積累起良好的人文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