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人工智能（AI）續寫經典小說，其情節曲折卻又頗有創意，在一些文化社區和視頻網站引發熱議。一時間，人類作家能否保住飯碗再次成為討論話題。

這種擔憂并非文學創作領域所獨有。在新聞業中，新聞算法程序或所謂的新聞寫作機器人早已實現廣泛應用。這些程序除了能撰寫和發布新聞資訊外，還能基于用戶的新聞信息消費行為特征，對后續新聞主題進行智能化篩選和推送，讓新聞信息分發更加準確有效。自動新聞寫作軟件“敘事科學”(Narrative Science)的開發者甚至認為，未來此類人工智能軟件還將逐漸轉移到“新聞產業鏈的上端”——解釋性新聞。同樣，在劇本寫作、電影剪輯、音樂創作、藝術設計等超越純粹重復勞動，以人類獨特的創造性為存在基礎的領域，人工智能的介入程度也越來越深。所有這一切，是否意味著人工智能終將取代人類，成為文化生產的主角？

不可否認，人工智能在不少方面確實比人類要高效得多，但若僅據此就得出人類必將被其取代的結論，顯然為時過早。無論人工智能多么接近人腦，其內在的局限性決定了兩者之間的差別始終是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而這絕不只是量的差別，更是質的差別。人工智能獲得和人一樣的自我意識，成為和人平起平坐的意識主體，甚至反過來控制人類，這樣的場景基本上只存在于科幻電影的虛構劇情中。

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深度學習以及自然語言生成技術完成詩歌創作或小說續寫，但這并不意味著機器的“思考”過程就等同于人類的思維過程，更不意味著人工智能算法機制生產出來的詩歌或新聞等文本產品，與人類生產出來的類似作品具有同等的創造性或文化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術始終無法突破符號操控的層次，也就無法出現具有心靈和主體觀念的機器。它無法像人類那樣具有自我意識，從而可以制造出復雜的概念、價值和意義體系。

比如，盡管人工智能可以根據蒲松齡的《狼》續寫出令人瞠目的情節，但這種“創作”并不能說明軟件程序本身具備了主體意識，從而出現了要主動“創作”并對這種活動進行反思的主觀意圖。與之相反的是，蒲松齡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基于自己獨特的處境，產生了創作這篇文言小說的沖動，并以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將其呈現出來。前者只是軟件程序對既有的海量數據和符號進行深度學習的結果，而后者卻體現了人類創作者獨特的主體意識。

盡管人工智能算法能對特定的結構化信息進行識別，甚至隨著技術的進步，它可以對情緒、情感以及態度等相對復雜和模糊的信息進行甄別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在對這些信息進行處理的過程中自身并不會產生相應的復雜情緒和情感反應。它始終不會產生“自我”概念，對“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為什么要這么做進行解釋，從而賦予自身的存在一種意義和價值。而人類意識的獨特之處則在于，人類不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這樣做的意義為何，而且對自身行為的意義進行闡釋，將其與復雜的情感和社會語境相結合，從而產生無窮的意義闡釋的可能性，并在自我反思的過程中對此前的意義體系進行修正，從而產生特定的觀念譜系和文化史。而這些都是只能對信息的符號形式特征進行學習和分析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程序無法做到的。

與人類相比，人工智能即便在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具備分析情緒或軟性事實，并識別不規則或異常數據信息的能力，依然無法理解人類表達中的細微之處，也無法形成價值判斷和道德使命感。而正是這些無法被量化的意義內涵，影響到人類進行文化創作時獨特的表現方式，同時也凸顯了人類文化實踐豐富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總之，盡管人工智能算法技術快速發展，并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突破性的進步，但人工智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類似人類思維過程的“意識”尚無可能。這種缺陷導致人工智能技術始終停留在不斷完善對信息和象征形式進行分析和控制的層次，而無法發展出獨立思考的“心靈”，也就不可能具備人類主體基于大腦神經思維過程和以身心合一性為基礎的主體意識所形成的意義建構能力、文化創造性和道德感。

無疑，在與人工智能的博弈過程中，人類始終占據著優勢地位，但也會隨著人和機器智能分工比例和方式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自我革新。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能的發展趨勢是與人類攜手并進、相互合作促進，而不是徹底取代人類。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應用解放了勞動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人類的引導和調整下，往往也會表現得更為出色。

（作者：黃典林，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