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匪，作家，評論人。上海作協會員。美國科幻和奇幻作家協會會員。代表作《看云寶地》《奧德賽博》等。出版短篇小說集《奧德賽博》《看見鯨魚座的人》，長篇小說《無名盛宴》，兩次入選當年美國最佳科幻年選。《熊貓飼養員》入選Smokelong Quarterly2019年度最佳微小說。同年《無定西行記》獲美國最受喜愛推理幻想小說翻譯作品獎銀獎。《孢子》獲中國科幻讀者選擇獎（引力獎）最佳短篇小說獎。除小說創作外，也涉足文學批評、詩歌、裝置、攝影等不同藝術形式。評論多發表于《經濟觀察報》《深港書評》。2018年其裝置作品參加《科學戀物博物館》青年藝術家群展。

趙大新：糖匪是一位特別的作家，作品風格獨特而鮮明。我不久前剛剛才認真拜讀了您的幾篇作品，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首先請您談一下自己的創作歷程，以及作品的出版傳播情況。

糖 匪：其實在用糖匪這個名字之前，我還用過其他筆名。每當我發現沒法再面對以前寫的作品時，我就換一個新筆名，逃脫稚嫩作品帶來的羞恥感，從零開始。等到我開始用這個筆名時，我漸漸開始認可自己，或者說，能夠勉強忍受自己。差不多就是在寫《黃色故事》之后，我找到了自己的寫作方向，也似乎擁有了作為寫作者的自覺，然后一路摸索思考實踐。至于小說創作的類型，幻想科幻以及現實題材我都在嘗試。加上我的愛好廣泛，文學藝術哲學科學類讀物都在我的閱讀譜系里。所以當我在創作某一類型的小說時，并不是立刻能在原有的類型里找到一條現成路徑，按照這個路徑去做；我只能在自己的寫作實踐當中摸索。“我認為的科幻是怎樣的，我認為的幻想小說是怎樣的，以及我認為的文學是怎樣的”，我一直思考這些問題，慢慢積累經驗，當然也有推翻自己的時候，像大多數作者那樣緩慢成長，開始在國內外發表一些短篇小說，大概是201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短篇集《看見鯨魚座的人》，之后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無名盛宴》。我的小說在國外發表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從《黃色故事》開始，基本上每年有一兩篇陸續發表。然后也一直跟國外的雜志、讀者有交流，大概就是這樣。

趙大新：您的很多作品都在國外翻譯出版，能圍繞文學作品的翻譯和海外傳播談一談嗎？因為我知道在翻譯傳播過程中，這種文化的轉換，包括一些障礙的突破，還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關注的點也不一樣，可能在這中間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糖 匪：我的第一篇小說Call Girl是劉宇昆翻譯的，他不僅是《三體》的譯者更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寫作者，獲得兩次雨果獎，一次星云獎。他對文字有著異常敏銳的感受力，這種敏銳的感受力，我覺得是一種很重要的能力、一種藝術創作必需的素養。所有文字工作者都應該具備這樣一種能力，有了它之后，才能很好地把控小說結構，表現小說意圖。劉宇昆跟我說過，他花了很長時間去解析我的文字。最后他決定“隨心”，浸泡在我的文字里，通過一字一句來重塑他的神經網絡。他是在小說敘事力量推動下，憑著直覺把握住小說的內核，把《黃色故事》翻譯出來了。前兩天我也跟一個翻譯在聊，我對她說翻譯也是在創造。他所要創造的和傳遞的內容，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復雜。

趙大新：前面一開始，我談到我讀了您的幾個短篇，借這個機會也談一下我作為讀者的粗淺的感覺。我主要看了三篇，《孢子》《無定西行記》和《無名盛宴》，我想分別用一句話來概括。《孢子》在奇思妙想、令人目眩的科幻外衣下，難掩一顆悲憫之心，歷史的殘酷和存在的虛無，被不動聲色地呈現；《無定西行記》以樸素的敘事、荒誕的故事、真實的人性，探求人類永不停止追尋的意義困境；《無名盛宴》結構精巧，意境夢幻，滿紙文字布下無盡的荒蕪。作為讀者，我的理解及格嗎？

糖 匪：您說得很棒。我覺得提到的幾個點都是我小說想要去傳達的。作為作者，很自然地會在讀者身上期待回應。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創造什么總需要有回應，哪怕是微弱的回聲也好。我覺得一部作品只有被讀者看到，它才真正完成。我的作品包括《無定西行記》里面的那種荒蕪，對意義的這種追尋，您都get到了。

趙大新：在我讀過的您的幾篇小說中，尤其喜歡《無名盛宴》。小說中那個做針線活的女孩沒有名字，書中就以“她”來稱呼。您寫到針線活和有關裁縫的內容，所用的詞匯非常專業，描繪的細節也很真切，讓我感覺您特別擅長女紅，是這樣嗎？

糖 匪：您誤會了。我完全不會，我個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簡直弱到爆，但是寫作會拓展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作者需要很深切地去感受人物的存在。而不是簡單地將職業身份和心理特質生硬加在人物身上。文學是站在他人處境去理解他人。您提到的《無名盛宴》里那個女孩，她的職業是裁縫，之后又成為了縫補匠人。這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她的內心世界，有時是一種摧毀性力量，有時又是支撐她繼續活下去的動力。更進一步講，職業對人的影響不僅在意識層面，更是通過身體運動勞作影響我們的思維構成。這屬于身體覺知的范疇。國外對這一領域有一定的研究。總之，為了理解這個人物——是的，作為作者常常也需要去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我就去查資料，了解在那個年代，那個技術背景下，裁縫和縫補匠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可能因為知識儲備不夠。我寫小說，哪怕寫一個短篇，都可能需要看上三四本書，再加上一些最近的文獻資料。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博學的作者應該做的功課，是我對文學的絕對信仰以及對我小說里人物的尊重。當然我也會盡可能地為讀者減負，盡可能不動聲色地融入必要的知識，多余的知識則一律擯棄。越是成熟的作者，越會減輕讀者的負擔，會讓讀者在讀一篇小說時完全感受不到作者在背后做的功課，我就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這當然很沒有效率很浪費精力，但我眼下還沒有更好的方法。

趙大新：因為我對這篇印象比較深刻，還是想多說幾句，就是針線活是“她”——這個女孩賴以生存的一個手藝，同時也是作為一個象征貫穿始終，而且與她經歷的每一段故事，都能形成特別融洽無礙的交融和互動，營造了一個完美的結構，我覺得很特別，不知道您當初構思的時候是如何做出這種設定的？

糖 匪：應該也是來自直覺，因為寫作也是一種實踐，文學實踐其實很多時候是由心而發的。您的大腦在您察覺到什么之前一直都在靜悄悄孕育著什么。然后有一天您突然“遇到”了這么一個人物。這個時候她已經是個成熟鮮活的個體。她會慢慢地在心里生成她自己的故事。說到《無名盛宴》里的那個女孩，她每次選擇去幫助別人的同時，是在慢慢放棄自己。她一開始學的是普通針線活，卻不滿足于只是做縫補，于是偷師學藝，學會了裁剪。這是一個創造性的工作。這份工作幫助她實現自我。她第一次發現自己有了活下去的意義。可偏偏這個時候她遇到一個人。這個人給她不應該有的希望，又狠狠碾碎了這份希望。女孩被傷害后，她主動放棄了生命里創造性的那部分。您可以看成這是一種以自救為目的的閹割。從那以后，她只做縫補。她縫補世界上所有破碎的東西。她的自我的閹割，同時又是對他人的奉獻。所以小說在第三個故事里，她遇到了那個神父，一個同樣有自我犧牲精神，可以為眾人舍身的人。在所有人中，只有神父能理解她的傷痛——她的不能言說、無法言表的傷痛。《無名盛宴》這部小說里有很多“無名”的人，她們不單單沒有名字，還是無聲的。她們無法為自己的痛苦去發聲，無法講述自己的遭遇，甚至不懂得為自己哭泣。所以我想為她們哭泣。（當然這不是說簡單地用悲情的方式去描寫她們。）我想把這些出現在我腦海里的生命解放出來，不再困于我的思緒，讓她們被別人看到——看到她們是怎樣的人，怎樣一步步走到她們的目的地，也許是終點。

趙大新：您的作品很有國際范兒。讀您的作品時，感覺故事的背景都是比較模糊的，我覺得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甚至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可以的，可以說已經超越了具體的背景和文化。

糖 匪：國際范兒不敢當，但我很同意您說的這些故事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地方，甚至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當我們對歷史了解得越多，就會發現有些東西是永恒的，共通的。

趙大新：我覺得這一點可能和您的成長，包括剛才講到的從小到大的這種環境影響有關系。在中國，很多作家的故事也很好，但是他們的作品走出去的障礙非常大。

糖 匪：我感覺很多作家是有根的。他們通過根從文化土壤里汲取營養茁壯成長。但要挪動一棵參天大樹就相對比較困難。我也有根，但我的“根”不太一樣，可能更像是一種空氣植物，只要有空氣我就能長出一個像小小火苗那樣的根須。我覺得您說得很對，尤其在疫情之后，我們會發現其實人類在大災難變化面前的反應，有不少相似之處。我們沒有我們以為的那么壁壘分明，那么截然不同。在真正的災難面前，人類又弱小，又勇敢。哪里都有高尚富有犧牲精神的行為，哪里也會出現卑劣自私的惡行。同樣的錯誤換個地方再次出現。吸取慘痛教訓對許多人來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孢子》寫完后，有人會認為我似乎映射了某一個時間片段，但其實完全沒有。只要我們把視野放到全球，游歷人類歷史長河，您會發現不少相似性。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同時代會犯下同樣的錯誤。要警惕反省的是深藏于我們人性中的暗影。越了解歷史，越有能力面對我們今天的世界，也越明白其中的復雜性。我喜歡閱讀各個國家的歷史，追根溯源，梳理發展變遷脈絡，由豐富的歷史細節追根溯源替代原先刻板印象，對寫作對個人養成都有幫助。

趙大新：有人說您是“科幻作家”，我覺得是不準確的，之前來自保加利亞的譯者思黛也談到關于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的區別，請您也談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糖 匪：借這個機會我要再次強調，《無名盛宴》不是科幻小說。因為就像您說的，我是一個身份很復雜的作者，我的創作常常在不同類型作品間切換，所以寫非科幻作品時經常需要特別“聲明”——這個不是科幻小說。不這樣的話，科幻迷可能會不滿。他們會覺得您這個寫得不科幻。他們說得沒錯，的確不科幻，因為這些不是科幻小說，當然就不科幻了。不過科幻的確是我主要創作的類型。接下來將要出版的作品集《奧德賽博》就是一本真正的科幻作品集。思黛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就是科幻跟奇幻之間的差別。您必須兩者都涉及，都寫到，才能有區別。

這兩者最大的區別是什么？科幻，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出發點，它非常強調這點。至于其他的文學類型，則更關注個體的命運、個體的思考、個體的結果，科幻面對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為什么一些科幻小說會被詬病說人物不夠豐滿，因為科幻小說的功能不是為了塑造一個豐滿的人物，它的功能是呈現、揭示我們人類的命運共同體。“我是一個普通人，遇到大的問題也會猶豫該怎么去處理，該怎么去選擇。”至于奇幻，也并不是逃避。很多人說文學都是某種意義上的逃避，可我覺得勇敢的人才真正去創作文學。文學就跟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一樣，您一定要說文學是好的還是壞的，那我能說技術是好的還是壞的嗎？能說攝影是好的還是壞的嗎？都不能。因為它們是一種方式或者途徑，可以走到任何一條路上去。科幻難道就不承擔逃避的功能嗎？也會啊。很多科幻小說會通過幻想來滿足自我和他人，比如把技術無限放大，把人類無限放大，然后戰勝一切，這其實也是一種逃避。畢竟，人類還沒有強大到那個地步，所以說科幻一樣也可能成為逃避的工具。不能通過是否逃避來區分奇幻跟科幻，而要根據文學里實質的精神性的構架去區分這兩種類型。科幻有很強的邏輯感，比如特德·姜的很多小說都是這樣的。特德·姜寫過《巴比倫塔》，那是一個很好的科幻小說，因為有強的邏輯感。當我們到了多少米的高空，我們感受到風，我們感受到太陽，處在哪個位置不能下來，然后又需要喝水，這該用什么方法去解決呢？這都是技術細節，有很強的邏輯概念。但奇幻就沒有。比如說我們去了一個地方，自然就有水喝，自然就有食物，一切就解決了。奇幻小說把所有這些都直接解決了，主人公只要跟惡魔對抗就可以了，主人公只要活下來就可以了。但科幻小說會講主人公是怎么活下來的。比如一部很火的電影《火星救援》，講的就是一個非常日常性的故事——講一個宇航員如何在火星上種土豆的故事。但是怎么種是個問題，他得利用火星上的土壤、空氣，還有現有的生存設備。他怎么活下來呢？這就很有趣，這就是科幻跟奇幻的區別。

趙大新：那您在文學創作的同時，也做攝影，做裝置，這些不同的藝術形式能夠互相激發，給您提供特別的靈感嗎？

糖 匪：對，我覺得我的人生就像跳棋，就是小時候我們玩的那種玻璃珠跳棋。面對空曠的荒地，我們要走出第一步，然后通過這顆已經走出去的棋子跳到前方，接著利用棋子之間的空間關系去到更遠的前方。我渴望創造。所有形式的創作，無論是文學創作、文學評論、攝影，還是現代藝術，都讓我不斷往前進，帶著一種游戲精神去摸索新的路徑、塑造自己，理解這個世界。它們彼此之間是共通的。一旦一個打通以后，很多東西都會自然打通。我的新小說發表在《上海文學》上，題目叫《看云寶地》，那篇小說其實就是從身體覺知，從舞蹈劇場的角度生發出來。

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一定是共通的，彼此激發的，就如同美、善、愛之間是共通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