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手稿學日漸興盛，手稿的多方面價值日益受到重視，保護手稿、研究手稿、利用手稿正成為學界努力的方向。

傳統上，作品的產生始于手稿。相對其后所有版本而言，原初手稿是發生學意義上的“祖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一方面，作為文學研究對象的很多作品，沒有經過刊刻發表，只有手稿本存在；以書信、日記為大宗的本就不為發表而作的文字，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作品手稿與初刊本、改訂本、入集本同在的情況下，手稿是最可靠的訂正依據，能夠糾正刊本因編輯誤釋、手民誤植導致的錯訛。新版《汪曾祺全集》編纂過程中就遇到過這類情況，小說《侯銀匠》中有句“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燜飯”，以往刊本皆如此。編委李建新仔細比照手稿，發覺“燜飯”字形更近于“爛飯”，又普查汪曾祺手跡用字，發現他筆下從來只有“悶”字而無“燜”字，遂據此改過，恢復了作者原意。

和整齊劃一的印刷本相比，手稿中保存著作家的生命體溫，其字體造型、筆畫線條、章法布局，往往投射出作家書寫時的情緒心理，記錄下作家的思路軌跡。每一處修改涂抹的痕跡，都有助于還原作者生動的運思過程，讓后人從發生學角度更深切地理解原作。此外，手稿修改前后的對照，經常能夠提供字句錘煉的佳例，是修辭學、文章學研究的寶貴素材。朱正的《魯迅手稿管窺》一書是這方面的典范之作。

古人信奉“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手稿作為“字”與“文”的統一體，在人格映照方面，可以說有著“雙重忠實性”。魯迅、茅盾、葉圣陶、傅雷，手稿工整不茍，可以看出對文字的恭謹敬畏，與他們為人為文有一致性。字跡潦草的作家也不少，比如詩人公劉，他的書信手跡字形隨意、省筆極多，筆法章法毫無拘束，能夠推知走筆匆遽，速度極快，這與其詩歌創作及性格中的熱烈氣質是同根同源、比并而存的。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的日記往往記事精詳、析理深入，每日洋洋一二千言、甚至數千言，他能一生堅持不輟，與他作為文人兼文化企業管理者的自律自省、勤勉務實的個人修養與治事作風一脈相承。

手稿有作為書法的審美價值。“五四”一代作家、學者，有舊學根底，書法水準高，且各有風格。魯迅、胡適、茅盾的行書，郭沫若、沈從文、楊振聲的草書，葉圣陶的楷書篆書，置之現代書法史中應無愧。他們都是沈尹默所說的“善書者”，是“無意作書家”的書家，手稿自有很高藝術價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走上文壇的一代，書法藝術水平較高的也不少，比如汪曾祺，他的作品手稿、翰札題詞都具備相當的形式美感，《歲寒三友》《金冬心》《鑒賞家》等小說還涉及書畫藝術，表現出高超的藝術鑒賞與創造力。書寫美學是作家美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整體藝術特征的重要參照，這方面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充分展開，應成為未來手稿研究的著力點。

信息化時代來臨，為手稿研究帶來難得的機遇。高科技印刷和傳播手段能夠使隱于“深閨”難得一見的手稿化身千萬，大大消弭了以往研究的障礙。近年來大量手稿被出版、展覽、拍賣流通，正是手稿研究繁榮的首要基礎。但另一方面，作家紛紛“換筆”，電子化書寫使得手稿成為稀有之物，作家的書寫能力也發生退化。因此，盡可能恢復、保持一些手稿寫作的習慣，既是手稿學持續發展的保障，更有助于保持與母語文字之間更為深切、更富質感的血肉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