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詩的緣起

1935年5月，盛成從歐洲歸國后，將家安置在了南京。此后不久，他自述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時間大約一年左右，在1936年的夏天，即去職。從他晚年自述中，這一段時間他做了幾件事。

一是加入了中國文藝社，并參加了幾次活動。二是加入了中蘇文化協會。盛成在《舊世新書：盛成回憶錄》中說：“文藝社到上海時，正值普希金誕辰（此處應為逝世,作者注）100周年，蘇聯方面希望我們出一個專集。我提議找上海商務印書館，并籌辦一個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商定后，我去找上海商務印書館代理編輯所所長韋愨（號捧丹），他一口答應承印，并做了會員，負責編輯普希金的紀念集。”

盛成

考史實大致如是，但盛成回憶錄系晚年僅憑記憶口述、由他人實錄而成，未加稽核，故在細節上稍有誤差。盛成述“文藝社到上海時”，是指1936年4月下旬，由中國文藝社組織了春季旅行團，成員有盛成、徐悲鴻、徐仲年、汪辟疆、華林、倪煙聲、石江、卜少夫、王平陵、謝壽康、張倩英等二十多人，抵滬時間是22日。 蘇聯方面希望出的紀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專集，即后由韋愨編，商務印書館出版《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韋愨（1896—1976，新中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長、教育部副部長）時任商務印書館編審部主任。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成立于當年3月1日，黎照寰為會長，潘公展、李公樸等十一人為理事。當年6月29日，韋愨等十余人經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理事會決議批準入會。

正是因為要出版這本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集，盛成在1936年翻譯了普希金長詩《無國游民曲》。次年2月，《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不知何故，1937年初即已將全家從北平移至上海的他，卻一直未能見到出版物。直到1978年他從海外歸國定居時，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一次看見此書。他形容當時自己的心情是“異常高興”，隨即將此譯作復印下來，珍藏在身邊。關于翻譯此詩的緣起，盛成除了在回憶錄中簡單提及外，還在先后另外兩篇文章中述及。

晚近的一篇寫于1982年左右，題名《情深誼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見刊于1983年出版、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所編的《徐悲鴻》一書，此文是為紀念徐悲鴻逝世三十周年所做。必須指出的是，文后注明此文為“許天方筆記”。由此可見，此文應是盛成口述，由許氏記錄成文的。但我懷疑整理成文后，并未經盛成本人校閱，蓋因文中至少在兩處有著明顯的訛誤未能得到修正：

第一處訛誤，是文中說：盛成夫婦在1936年的清明，曾邀請丁玲、方令孺與徐悲鴻同去瑯琊山一起度過了三天。

此說有誤。瑯琊山之行確乎5人，為盛成、鄭堅夫婦，加上徐悲鴻、方令孺，另外一位，并非丁玲，而是鄭堅之弟鄭成武。因《情深誼長》一文發表后影響較大，故丁玲參加瑯琊山之行一說后來被多處引用，并頻繁地出現在徐悲鴻、方令孺等人的年譜或傳記中，終至以訛傳訛。我曾撰《方令孺與誰同游了瑯琊山》（發表于北京晚報）一文考證此行，可參看，此處不贅。

1956年，巴金（右一）等在上海向普希金紀念碑獻花。

第二處訛誤，是文中盛成自述：“我找到悲鴻，告訴他我有意翻譯普希金的一首描寫流浪民族吉卜賽人的小詩《茨岡》……”

史實或當如是，但“小詩”一說則大謬。普希金《茨岡》一詩雖然在篇幅上比不上其本人另一部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但在已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中，我仔細數過盛成譯本長達506行，將其歸類于長篇敘事詩是實至名歸的。對曾經親譯此詩的盛成而言，是斷不會將此作指認為“小詩”的。遺憾的是，“小詩”一說與同一文中提到的盛成夫婦與丁玲、方令孺、徐悲鴻同游瑯琊山一樣，后來屢屢被研究者不加分辨地征引到了相關研究資料中。

其實，普希金另有《茨岡》同名小詩一首，只有短短16行，有穆旦等人譯本可查。因此，很可能記錄者（即《情深誼長》一文整理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地誤會了。在我下筆考證此事并對此有所判斷時，理應找到當年的記錄者許天方氏以求本事。但歲月如梭，這位曾與盛成先生有過交集的許先生消失茫茫人海之中，渺不可尋了。

盛成另一篇講及翻譯《無國游民曲》的文章，是《紀念普希金——為紀念亡友大妮丫（Tania）而作》一文，發表在1937年4月10日出版的《新中華》（第五卷第七期）上。文后所署寫作時間和地點很明確，是“1936年11月20日，完稿于公和舟次”。

文章中，盛成回憶了自己在一九二零年代初在蒙彼利爾大學留學時認識的一位18歲的俄羅斯姑娘大妮丫（盛成又譯：“丹娘”）。正是這位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歐洲的俄國姑娘，讓盛成第一次知道了普希金，知道了普希金曾經心儀的對象亦名“大妮丫”。普希金筆下到處流浪的吉卜賽人（即茨岡人）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去國流亡者，都得到了盛成的同情。他在文中說：“我同普希金，因為大妮丫的關系，結下了因緣。”

和歷史中的普希金與大妮丫最后無疾而終相仿，也與《無國游民曲》中兩位青年男女主人公先相愛、后分離類似，盛成認識的這位俄國姑娘大妮丫最后也另嫁他人。

1929年夏天，盛成游歷中東，特意去當時還是巴勒斯坦的特拉維夫（盛文中為“李皓白頭城”）看望了已為人妻的大妮丫。盛成將不久前在開羅出版的法文詩集《秋心美人》（《La Muse Endolorie》）中的一首《普希金的愛人》念給病中的大妮丫聽。這是他們分手后為紀念而寫的，盛成萬想不到還有再見的一日，自己會親自讀給她聽。詩的最后一段，經盛成翻譯成漢語如下：

悔恨至今猶念舊，

窈窕眷顧最迷人；

白頭相約談佳運，

大海無情太沒真；

浪上同心環內夢，

醒來始識幻為真。

與特拉維夫的大妮丫告別后大約不久，盛成與大妮丫就天人永隔了。所以，盛成翻譯《無國游民曲》，既是紀念普希金，也是紀念亡友大妮丫。

對這位流星一般逝去的大妮丫，盛成以后至少寫過兩首悼念的詩歌，第一首系年不詳，可能寫于大妮丫去世后不久。另一首寫于1991年。

《憶丹娘》

蒙城松徑走丹娘，

引水長橋吊鵠亡。

恨我無情離法國，

終生矢志為秦郎。

比京相見難如愿，

圣地重逢病在床。

痛訴私懷傷短命，

迦南春斷自由腸。

《悼丹娘》

蒙城相識永相親，

倩影窈窕月下人。

小經畫樓初握手，

長橋水塔訂終身。

誰知一句傷心話，

遂致三秋長恨春。

圣地重逢談往事，

生生世世命新新。

盛譯經過及時間節點

《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的編者韋慤在斯書中有《序》一篇，寫于1937年1月20日上海。《序》中感謝了柏物爾·薩拉托夫策夫、張西曼和盛成等人。關于盛成，他說：“盛成中先生對于紀念集的編輯計劃，貢獻極多。他在旅行當中，譯了一首無國游民長詩。”

《情深誼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文中有《一首譯詩凝友誼》一節，其中說：“我在上海一家法國圖書館里找到了這首詩，立即著手翻譯。我找到一家白俄人開的公寓住下，每天專心致志翻譯普希金的詩作。待全詩譯完后，我就拿去請教久居哈爾濱，又留學蘇聯的秦氏夫婦。秦太太精通俄文，我同他們一起對照原文又逐字逐句推敲，最后他們肯定了我的這篇譯稿絕對沒有錯誤，不僅俄文味道濃，而且普希金的味道也很濃，我這才放了心，興高采烈地立即通知悲鴻譯稿已經完成。”

在此文中，盛成并未披露秦氏夫婦大名，結合《舊世新說：盛成回憶錄》，秦氏夫婦應是盛成的朋友秦滌清、孫素琤夫婦。秦滌清，一名秦抱樸，又名秦慧僧，為中共早期黨員，曾留蘇學習，與蔣光赤同一宿舍。后轉為無政府主義者，被開除黨籍。抗戰中，盛成曾延攬其夫婦為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俄語方面工作。

近年來，多有歷史研究者在涉及早年中共黨史時提及秦抱樸其人，并言其抗戰后下落不明云云。在著名抗戰女記者張郁廉回憶錄《白云飛渡》中或可找到答案。她提及，她在國際宣傳處俄文組工作時，有一位秦太太，她先生是秦滌清，在外交部工作。秦太太人俄文好，不會中文。張郁廉在“抗戰”期間曾兩度住在秦家，可見關系不錯。甚至在1944年3月她結婚時，新郎孫桂籍都是去秦家迎娶新娘的。這一年，秦滌清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蘇聯大使館二等秘書去莫斯科履職。卸職時，正值國共內戰，張郁廉說，秦氏夫婦就此去了美國，故大陸再無其消息。

在《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一書中，孫素琤寫了《葉夫結尼奧聶金之檢討》、秦滌清譯了普希金中篇小說《杜布洛夫斯基》。

1936年秋，盛成有過一次湘桂之行。《盛成回憶錄》中，抵湘的時間未寫確定，有兩處表述：一是“1936年秋，劉華九來找我，以湖南省主席何健（蕓樵）的名義約我去長沙”；二是“10月，劉華九從上海先走，我乘京滬夜車在南京下關上船同他見面。到武漢后，我們一起搭車至長沙。”此兩處，“秋”與“10月”并無矛盾，但結合回憶錄內容，“10月”應為誤記。因為，即便是11月初抵湘，也似無在長沙逗留一個月的可能。如果結合回憶錄中述說去長沙的目的，估計居住一周、最多兩周的時間，即受何健邀請去南岳衡山了。

舒新城在1936年日記中有記盛成事數條，其中云，盛成在本年夏從寧抵滬，有尋找工作的意向。11月13日日記中記載：“盛成來訪，謂將去桂林。”故此，盛成赴湘，當在此后。

盛成在南京下關登上“公和”號輪船，與劉華九會合去往武漢，再從武漢坐車去長沙。《紀念普希金——為紀念亡友大妮丫（Tania）而作》一文即完稿于輪船途中。時間很確定，是1936年11月20日。

在長沙的日子中，盛成并沒有放下手中的工作，《無國游民曲》長詩即完稿于此。從已經出版的書中，可以獲知盛成譯作完稿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完稿于長沙關岳廟。”長沙“關岳廟”者，正是當時湖南省政府招待所的所在地。

此后，盛成與何健、劉斐、劉華九等人上衡山，復與劉斐同去桂林，見廣西領袖李宗仁、白崇禧，并與好友徐悲鴻相逢，且朝夕相處半月左右（其間，正好發生了“西安事變”），因妻子在北平臨產，盛成從桂林徑直趕回北平。12月29日，盛成抵平。次日，鄭堅即誕下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即女兒盛滴娜）。直到翌年3月4日，盛成攜全家搬至上海。此時，《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業已出版。

因此，盛成的《無國游民曲》是在長沙譯完、上衡山前直接寄往上海的。收件人，應該是《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的編者韋慤。

因此，韋慤在《序》中說盛成“在旅行當中，譯了一首無國游民長詩”，并不準確，因為一首數百行的長詩，是斷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但此說間接證實了盛成在旅行中將譯稿寄給韋慤的事實。另，以《情深誼長——一個老同學、老朋友的回憶》中說法，盛成是在上海即已與秦氏夫婦一起完成訂正，并“興高采烈地立即通知悲鴻譯稿已經完成”的，此說也不完全精確。史實是，1936年夏天盛成抵滬，租住在一家白俄人開的公寓，從一家法國圖書館找到此詩法譯本開始轉譯。在11月中旬離滬赴湘前，應已完成譯詩初稿，并已由精通俄文的秦氏夫婦幫助修訂。最后，在11月30日，在長沙關岳廟駐地潤色完成譯稿，并寄給了編者韋慤。

幾種譯本各有韻味

普希金的這首長詩，寫于1824年。國內最早翻譯此詩的譯者是瞿秋白，始于1933年的冬天。但小有遺憾的是，因譯者不久奉命在匆忙間離滬赴蘇區瑞金，而未能完篇。臨行前，瞿秋白將譯稿贈與了彭玲。此譯稿最早發表于1938年5月由武漢詩歌工作社出版的詩歌綜合叢刊《五月》上，由譯稿保存者提供，錫金整理。1940年3月，上海萬葉書店出版了單行本。后又收到時代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中。需要注明的是，這些發表都采用了瞿譯未完稿本。

茅盾曾在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報》上撰文，高度贊揚了瞿譯本：“詩劇，《茨岡》的最后一部分譯稿恐怕就是這樣失落的。這是我們的一個極大的損失。直到今天，還沒有更好的《茨岡》的譯本，而且也沒有同樣好的譯筆來續完瞿譯本的未完成的部分。”茅盾在文中甚至有點悲觀地認為：“所以這一塊殘璧，大概是要永久殘缺的了。”

不久后的1953年2月，“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根據手稿重新整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該版中有編輯部“本書出版說明”一則，主要概述瞿譯《茨岡》來龍去脈，并說明瞿譯未完部分，由李何（瞿獨伊丈夫）補譯完成。這個“出版說明”文字很短，但講及瞿譯之前兩次發表出版的時間，皆誤。但此并不妨礙這個版本成為普希金此詩漢譯本中一個影響較大的版本。瞿譯的被重視，除了本身翻譯質量之外，譯者的烈士身份或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倘若拋開政治因素，普希金此詩的其他漢譯本似不應被世人完全忘卻。比如，盛成譯本對普希金作品在中國的流布研究，以及對盛成研究都會是一個很好的標的，理當不被時間的流水隨意淹沒。

盛譯本從始譯時間看，晚于瞿譯。瞿譯直接取諸俄文，盛譯則由法文轉譯。但盛譯本也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地方，首先，盛譯在1936年11月底完成的，是完整本；其次，盛譯出版于1937年2月，比瞿譯最早的發表時間，要早了一年多。

至于判斷兩個譯本的高下，似屬多余。但做一下簡單的比較，卻還是有趣的。以長詩第一小節為例，先看盛成譯本：

“一群噪雜的聲音，一個喧鬧的大隊，

一群無國的游民，正穿過俾色拉比；

這一個日期，他們在河岸上度長夜。

他們度夜，卻休息在已破底篷帳內。

蒼穹之下，人人安眠，他們個個安眠，

他們的宿處。卻呼吸著自由與快樂。

......”

再看瞿秋白譯本：

“一大群熱鬧的茨岡

沿著柏薩臘比游蕩。

他們今天過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爛的篷帳。

自由自在的，還有天做他們的篷，

好快樂的過夜，他們的和平的夢。

......”

從形式上看，盛譯詩行整齊，瞿譯長短句互參相對自由。此詩除瞿秋白《茨岡》外，另有黎烈文《波西米人》和余振《茨岡人》等譯本。黎譯本也轉譯自法文，被收入在1937年3月由光明書局出版的《普式庚創作集》中，從時間上看，比盛譯晚出版僅一個月。但黎譯采用了散文體，完全破壞了原作的詩歌分行形式。余譯更晚，遲至1948年才出版。如此，盛譯本當是普希金此詩最早發表的漢譯本。

最為奇妙的，是1943年2月由桂林中流書店發行（出版）的土紙本《普式庚詩選Ⅱ：高加索的俘虜》版本，其中選入瞿譯的《茨岡》，但未完的部分，又采用了盛譯。編者曹辛，即曹辛之。此書較為罕見，被賈植芳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所失收。

普希金此詩中，有兩位青年男女主人公，盛譯為阿力谷、秦飛勞；瞿譯為阿樂哥、真妃兒；黎譯為亞勒科、臧慧納；余譯為阿列格、金斐拉。

在中流書店這個瞿譯與盛譯的結合版中，編者還在書中特別注明了一下：“這里，將盛成先生所譯的后面幾段錄于左（為求人名的統一起見，已由編者將這段中的人名根據瞿譯更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