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事從來就不只是美國自己的事，那遲早都會外溢、波及其他地方，正因此，美國的社會變動一直是世人矚目的焦點。然而，近些年來，人們漸漸地覺得在美國發生的一切越來越難以理解，甚至連美國人自己都說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不確定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

如果當下看不清，那么一個可取的辦法就是拉長鏡頭，回到歷史中去，畢竟任何變動總有更早的蛛絲馬跡可以追尋。在讀喬治·帕克這本《下沉年代》時，你很容易產生一種倒鏡頭似的錯覺，因為他將長達三四十年的美國社會變動都濃縮在其中，通過一個個人物的切身經歷，將無數碎片化的拼圖組合成一幅完整的畫面，以此至少讓人直觀地意識到，如果說美國發生了一些變化，那究竟是什么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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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個故事是從1978年寫起的，但那種令人眩暈的變動其實在1960年代就已經露出了苗頭：戰后的富裕社會催生了一種反思性的新文化，強調平等主義、和平、環保和性解放都是美德；他們堅稱所有政體都是封閉的，不僅抨擊包括醫院、學校在內的所有建制性機構，甚至抨擊自由主義本身；以往曾被忽視、壓抑的族群開始發聲，而原本作為“美國文化的房東”的白人新教徒，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了。

但更關鍵的，則是當時受民權運動和產業轉型的推動，美國的新興產業遷往西南的“陽光地帶”或海外，任由老工業區逐漸衰敗。《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一書早已點明了其中的問題：“后工業社會摧毀了現代城市歷史的經濟和文化目標。一個不再以工業為基礎的社會便不再需要城市來做工業中心。因為后工業經濟不再依賴沒有技術的移民勞動力，城市也不再是種族同化的大熔爐。”

這些變動，一言以蔽之，就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當后工業社會降臨，在工業時代曾是美國社會生活中心的城市、廠區都破敗了，原本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主流群體、價值觀和建制機構也遭到了批判乃至否定。這當然不是現在才被人意識到，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就已經提出警告：鑒于美國缺乏人種、民眾和文化共性，各行其是的多元文化主義在賦予人自由的同時，僅靠意識形態的黏合力是很弱的。這樣，原先“合眾為一”的“熔爐”，漸漸地就變成了彼此相混、碰撞但卻并不會真正融合的“色拉缽”。哪怕是生活在同一城市里的不同群體之間也缺乏相互理解，民意和法律的沖突形成一個無解的死結，政治人物不是居間取巧，就是左右為難、走入絕境。

這是任何對美國社會的觀察者都無法忽視的結構性變遷，只不過經濟學家或許關注去工業化/后工業化的成效，政治學者憂心這對美國凝聚力的潛在影響，而喬治·帕克作為記者，則更留意蕓蕓眾生如何在這時代的浪潮中掙扎生存。書名《下沉年代》的原文便是The Unwinding，意為解開、打開、松開某種卷繞之物，因而確切地說，這并非只是“下沉”，而是指原有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的解體過程，用書中的話說，“曾經有一束線圈將美國人安全地綁在一起，有時甚至緊得令人窒息，可不知從何時開始松開了。”這個國家自此無可挽回地改變了，由此而來的“眩暈”，實際上是中心坍塌之后出現的失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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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個苦澀的現實是：那些原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看似爭取到了自己的權益，但那些原先的權貴們隨即作出反應，不再像原先那樣承擔責任，扔下他們自謀生路，其結果，一個典型銹帶工人的生活處境其實是比以前更艱難了。俄亥俄州黑人女性塔米·托馬斯的經歷就是其縮影：她好不容易才掙脫有毒的原生家庭環境，憑著自己的努力進入通用汽車公司，要是早幾十年，這將是典型的“美國夢”，然而生不逢時的她卻眼睜睜看著夢想破滅。

“自由”的滋味是苦是甜，不同階層的人嘗起來是迥然不同的。在新自由主義的激越號角下，的確有一些精英人士爬到了時代巔峰，成為年薪百萬的金融分析師或軟件工程師，更不用說在這“超級資本主義”下如魚得水的資本家們了；然而那只屬于極少數人，而對于未能擠進上層的大多數人來說，“自由”的首要意味卻往往是一種缺乏保障的生活，考慮到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未推行全民醫保的國家，那就更是如此了。

當個體還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時候，僅僅告訴人“你自由了”，并不能讓他們的處境變好。這就像在殘酷的戰爭中，主力軍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讓老弱病殘自己活下去，那么這些人大概率會餓死。《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一書很早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權力下放既逃避了社會正義問題，又逃避了集體談判問題，所以‘白人新教徒階層’予以大力支持。如此一來，權力下放僅僅產生了這個結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則控制了全國的財富。’”

弱勢群體在此遭遇到了雙重挫敗：無法在這樣的新環境下實現成功，而一旦失敗，還被認為只能歸結于自身有問題。這就是本書中所說的，“當令舊體系能有效運轉的規范開始解體，領導者放棄了職責”，仿佛窮人的處境都是自己造成的，“自由如此之多，而你只能依靠自己”。正因此，對“美國夢”來說，最大的威脅就是階層固化和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因為這意味著單靠個人努力已無法實現階層流動，這又沉重打擊了以往那種鼓勵勤奮努力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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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乍看是一幅“沉疴遍地”的圖景，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在歷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現。英國詩人葉芝1920年的詩作《第二次降臨》中就刻畫了他那個時代的征象：“事物分離，中心不存。”不知道的或許還以為這是在預言一百年后的美國。事實上，當社會向前發展，邊緣興起，這幾乎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一幕，也不完全是壞事。在經歷戰后經濟增長的繁榮后，法國到1970年代也出現了某種過往生活方式的終結：傳統的社會團結，無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都已宣告破裂，人們生活過的那個曾經熟識的世界，漸漸變成了一個失落的世界，每個人都在經受轉型期的陣痛。

如果說美國有什么不一樣，那或許在于：由于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幸運地避免了歐洲那樣慘烈的破壞，美國此前也就很少面臨變革的壓力，因而它盡管高度發達，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都比歐洲更偏保守，而它大陸級的國土規模，也使這種轉型要完成需要耗費更多時間。不僅如此，作為冷戰的勝利者和唯一的超級大國，當它所受的外部威脅消失時，原本提供凝聚力的認同感也隨之被弱化。這就像公元前84年，羅馬擊敗最后一個強敵米特拉達梯后，三巨頭之一的蘇拉問道：“如今世上再也沒有我們的敵人，共和國的命運會怎樣呢？”

十多年前，兩位學者曾在《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強調，美國之所以強大到難以與之抗爭，正在于“帝國不建立權力的中心，不依賴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個無中心、無疆界的統治機器”。這或許是事實，但至少從現在來看，這種“去中心化”既是其力量所在，也給它自身造成了難以解決的麻煩，甚至可能成為其弱點——因為一個無中心的系統，意味著無人主動承擔責任，更無法有效采取行動來挽救局面，人們看到的只是無休止的相互碰撞，而最終這合力的結果如何卻無從預料。

這是一場危機，《下沉年代》只寫到2012年為止，從近幾年的走向來看，美國的應對之道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尋找外部敵人，借此重塑認同感，突出自身利益；二是努力彌合社會不平等，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奧巴馬醫保的失敗和特朗普戲劇性的表現已充分表明，盡管前者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但推進后者畢竟更難。不管怎樣，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與其說在目睹美國“下沉”，不如說在目睹它“蛻變”，而這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可能受波及，也因為這樣的變遷或許是現代化進程中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