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下午，“中國作家公開課”邀請到了作家、中國作協會員、河北作協副主席胡學文，以“《有生》寫作中的鄉村史、生命史、情感史”為題，胡學文先生就《有生》的創作構思和過程，分享了他對于鄉土題材的思考和寫作探索歷程。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徐寶鋒主持本次課程，教授黃悅、百花文藝出版社《小說月報》編輯齊紅霞等校內外專家出席了講座，百余名師生參與課程并進行了現場交流。

胡學文

徐寶鋒首先提到，胡學文是一位具有典型冀北地域特征的作家，他的身上具備張承人民勤奮、堅韌的優良品格。表現在文字上，胡學文潛心創作長篇小說《有生》八年，搜集了大量冀北鄉村社會發展變化的細微素材，塑造了許多容易被忽略的平凡人物，講述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日常故事，為讀者提供了一條深入鄉土世界，理解鄉村社會的有效路徑。

胡學文講到，處在一個出版爆炸的年代，作家如果想讓自己的作品從每年新增的上萬冊小說中脫穎而出，就必須要有獨特的“識別碼”，即強烈的個人風格。無論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克斯等西方經典作家，亦或他最近十分關注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以上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被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讀者喜愛，就是因為它們具有不可替代的風格。那么，如何尋找到一種合適的風格，就是胡學文在創作《有生》之初面臨的首要問題。

要想找到風格，就必須確定題材。談及為何選擇鄉土題材時，胡學文總結了四個原因：首先，他對鄉村具有濃厚的感情。自出生至三十多歲，他一直生活在冀北農村。在漫長的時間里，他積累了大量的鄉村生活經驗，這些經驗成為了他寫作時的巨大精神寶庫。其次，鄉村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甚至可以突破日常經驗的邊界。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會在歷史的長河里不斷傳承，作家的使命就是通過小說將其挖掘出來。再次，都市文明中的人們長期遠離自然，身體接受聲音的能力已經嚴重退化，因此需要鄉土經驗來刺激他們日漸遲鈍的聽覺。最后，鄉土題材會給歷史提供一種“自下而上”的敘述角度。傳統的史書和古典小說習慣于從頂層書寫社會，導致我們只能看到片面的歷史。《有生》深入底層，扎根鄉土，致力于書寫社會的另外一面。

為了塑造獨特于文學史的鄉土小說，胡學文將現實主義塑造人物的方法與現代派的敘事技巧結合。在同一個時空之下，不同人物的眼中折射出的世界完全不同，這樣的設置一方面體現了《有生》世界的豐富性，另一方面也觀照了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卻常被忽視的差異性。

在講座的最后，胡學文先生結合《有生》的創作回顧了“文學的意義”這個永恒的大問題。他承認從世俗的角度看，文學的實用性的確很弱。但是實用性并不是一個作家應該追求的，好的小說應該為世界貢獻想象力，為闡述世界提供更多的角度。

提問互動環節，當被問及《有生》中“螞蟻”意象的解讀時，胡學文先生倡導學生多角度發散思考，不僅跳出作家本人對其賦予的內涵局限，更要從生活的多樣性出發，或“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或“生命的結實”，或“死亡的象征”均合情合理。他表示，作家寫作是一個不斷消耗的過程，唯有廣泛讀書、多思考，不斷充實自己的生活和靈魂，才有可能持續“輸出”，不斷“發聲”。胡學文先生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作品，就寫作的格局和思維方式展開分析，與師生熱情交流，并向參與互動的同學贈送簽名作品《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