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手機里存著幾十家文學、社科期刊和報紙的公眾號，透過這個小小的窗口，可以大略窺見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的發展動態。特別是幾家頗負盛名的文學評論期刊，是我尤其關注的。譬如2021年第1期，它們發表文章的情況如下：

《文學評論》共發表文章23篇，文學理論6篇（其中古代文論3篇），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史8篇，文學批評8篇，史料研究1篇。《當代作家評論》共發表文章27篇，文學理論2篇，文學批評23篇，史料研究2篇。其中“當代文學觀察”欄目文章6篇，丁帆、徐威的文章論述的是文學理論問題，其余幾篇則屬于文學思潮研究。《南方文壇》共發表文章33篇，文學理論2篇，文學史料研究4篇，文學批評27篇。《小說評論》共發表文章27篇，文學理論1篇，文學史2篇，文學批評24篇。《文藝理論研究》共發表文章18篇，文學理論10篇（其中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9篇），文學史6篇，文學批評2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共發表文章30篇，文學理論1篇，文學批評22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7篇。

6家期刊總計發表文章158篇，其中文學理論類22篇，文學史類23篇，文學批評類106篇，史料類7篇。

數字統計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卻可以反映基本傾向。以上統計并非精準數字，因為很多文章的類型是模糊的，在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之間并無絕對界限。但這些數字說明，當下的文學批評是活躍的，其數量占總篇數的近70％。但文學理論、史料研究等等，相對薄弱一些。

有論者稱，上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之后，中國已進入一個“評論的時代”。這話并不虛妄，它至少表明，中國的文學評論已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期。它從過去文學的“依附性”位置，轉換成具有本體的“獨立性”地位。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并駕齊驅，雙峰并峙，構成了中國文學的廣闊版圖。隨著中國向市場化社會的急速展開，以及文化、文學的多元化發展，全社會都意識到，需要加強文學評論的建設與發展，以引導和規范文學實踐與創作，提升全民族的鑒賞與審美水準。從體制機制上講，中國文聯成立了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相繼成立了文藝評論協會，兩級協會吸收了大批的評論家會員。從學科建設上看，高等院校把文藝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重要學科，加強師資力量，擴大招生規模。現在有多少相關專業的碩士、博士畢業生？想來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從發表文章園地來說，近年來全國以及各省市新創辦了多種文藝評論期刊，如《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文藝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等。從評論隊伍培養看，中國作協、中國文聯、各地高校和文學評論期刊社，都十分重視文學評論人才的發現與扶持，一批年輕的評論家脫穎而出。從發表作品上說，近年來期刊和報紙發表文章的數量在增加，比之過去更符合學術規范。但在發展和繁盛的同時，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學風在滋長，文學評論學科的內在格局在失衡，文學評論成了一只“跛足”的大象。

通常認為，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共同構成了文藝學學科的三個分支。在我看來，在當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現場，對文學理論、文學思潮、文學現象、文學作品、文學史料的關注，應該更加均衡一些。文學批評既要關涉作家作品，也要進一步與文學理論、文學史研究、文學史料整理密切互動，形成更加良性的發展格局。美國文學理論家韋勒克曾說：“‘文學理論’是對文學原理、文學范疇、文學標準的研究：而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的研究，則要么是‘文學批評’（主要是靜態的探討），要么是‘文學史’。當然，在通常的用法中，‘文學批評’往往也包括文學理論。我曾要求將這三種方法結合起來：‘它們之間關系如此密切，以致很難想象沒有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怎能有文學理論；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又怎能有文學批評，而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又怎能有文學史’。”（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這段言簡意賅的論述，準確地劃分了文藝學的三個分支以及各自的特征，闡述了文藝學“家族”之間的密切關系，乃至和諧發展的理想狀態。其實，在這三個分支之外，還應該有文學史料、資料的研究一支。這一分支的文章，常常既非“論”，也非“評”，甚而也不是“史”，它只是對碎片似的文學史料、資料的發掘、辨識，鉤沉稽古、探賾索隱，即便有思想傾向，也是深藏在事實背后的。隨著歷史的推移，這樣的研究顯得愈加重要、珍貴了。

二

學者朱國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他親自見到兩位文學評論前輩，一位長嘆：“文藝學不行了！”一位感慨：“文學理論好像與文學作品沒什么關系。”他進一步引申說：“文學理論的黃金時代好像過去了，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文藝理論已經在進行概念自我循環的自娛游戲，與文學實踐并無內在關聯了。”“它的自主化過程導致的就是它與其研究對象的脫節，就是它的內卷化，也就是說，陷入理論內部的邏輯之中，對文學事實不再發生興趣，甚至，理論通過使自身變得文學化而吞噬了文學。”（朱國華《漸行漸遠？——論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離合》）其實，這不僅是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脫節，還有文學批評、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脫節。

文學理論評論的發展，是在文藝學內部幾個分支的緊密互動、共同合力之下，是在同文學創作平等對話、相互激勵之下得以實現的。文學批評是文藝學中一個最實用、最活躍、最龐大的分支。它肩負著解讀、評判當下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與潮流，引導廣大讀者的閱讀、鑒賞，以及作家的實踐、創作，同時為文學理論提供材料和經驗基礎等多重使命。正因為如此，要求文學批評的嚴肅性、公正性、學術性，就是一種剛性尺度。但當下的文學批評卻存在著兩種不正常的傾向。一種是文學批評生態的“世俗化”，導致了為風向、為人情、為名利而去“歌功頌德”的批評模式的流行。文學批評本來是“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但現在不少批評“只說好不說壞”，使一些批評喪失了起碼的辨析、批評能力，損害了文學批評以及批評家的聲譽和形象。另一種是文學批評學術標準的“模糊化”，導致了眾多平庸、浮夸、有害的批評文章的出現。文學批評質量標準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自然是多樣的、靈活的，但基本的思想和學術標準還是存在的。當下文學批評作者作品眾多，但有一些文章無原則地吹捧作家作品，其幕后有著各種各樣的人際關系與利益驅動。文學批評生態的失衡，批評文章的失信，批評水準的降格，直接造成了文學理論資源、思想的匱乏；而文學理論的衰弱，又使文學批評無規則可依循，無方法可吸取。

文學史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相對穩定的文學研究板塊。它要總結某一歷史時段的文學發展、演變規律，要遴選重要文學現象與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進行闡述，它要確立經典文學的尺度以及可傳承的文學傳統與經驗。它與文學批評一樣，同樣擔負著向文學理論提供范例、思想、經驗的任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史，譬如錢理群、楊義等的現代文學史、現代小說史，洪子誠、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飽含著文學史家濃郁的探索性、思想性，至今依然是文學專業的熱門讀物。新世紀之后，“思想退隱、學術凸顯”愈演愈烈。新出版的眾多文學史，史料豐富了，體例完備了，卻往往失去了歷史的縱深感以及文學史特有的魅力。文學史思想的薄弱，經典傳統與經驗的淡化，使文學理論的資源被大大削弱了。

文學史料、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是文學研究與評論工作的一項基礎工程。過去，我的研究是中國當下文學，不需要有意地去搜集資料，資料基本上是現成的。近年來，轉向對當代短篇小說史的研究，以及19世紀二三十年代山西文學的研究，深感搜集、發掘、辨析文學史料、資料的重要性、困難性。好在老前輩董大中先生在山西現代文學領域已有了大量積累和豐碩成果。我在他的教誨和相助下，有了一定的收獲。

在我看來，文藝學的多個分支，呈現出一種寶塔狀。文學批評、文學史料研究是塔基，它們更帶有實踐性；文學史是塔的中部，既有實踐性，又有理論性；文學理論是塔的頂端，是一種抽象理論形態，關注的是文學的本質規律。這個系統過去是充滿活力、循環暢通的。發展到今天，出現了諸多障礙與問題，致使文學評論難以與世推移、實現現代轉型。

三

文學理論的資源，自然包括文學創作實踐、哲學和社會科學等等，但更主要的是文學批評、文學史以及史料研究。只有在豐富、自由的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的土壤上，才能生長出郁郁蔥蔥的文學理論。而富有生命和活力的文學理論，又催生著生機勃勃的文學批評、文學史乃至文學史料研究。

新時期以來實踐證明，哪一個時期文學理論發展態勢良好，哪個時期就會出現文學的小高峰。譬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時間只有短短十余年，但文學理論如解凍的春河，洶涌澎湃、波浪相連，有力引導、推動著文學的改革開放，形成了一個可與五四文學相媲美的高峰期。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新歷史小說，再到典型性格組合、“向內轉”、文學主體性思想等等，每一種文學理論思潮，都緊扣時代和文學脈搏，推進了文學、文化乃至社會的進步和前行。

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進入一個現代轉型期。實事求是地講，30多年來，整個文學研究與評論工作確有許多新的開拓與建構，但文學理論成為一個消沉的領域。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尚有收獲，有關當下文學創作的文論卻并不多。在如前所述的六期刊物中，研究當下文學的文論只有三四篇。文學理論或是被大而化之的文化研究所覆蓋，文學理論找不到自己的研究領地和方式方法；或是挪用西方文論體系和話語，隨意選取當下作家作品為例證，推演著疊床架屋的學術邏輯；或是沿襲著陳舊的理論與方法，做著脫離時代和文學的刻板論述。近一二十年，引起關注的文學理論話題雖然有，但似乎缺乏學術含量，在圈子里的影響也有限。譬如底層文學寫作，更帶有社會學色彩；譬如文學本土化，討論較為持久但并未深入；譬如非虛構文學，強調敘述的逼真感、細節化，但卻忽略了文學虛構的創造性、理想性；譬如“強制性闡釋”命題，雖然學術價值較高，但與文學創作關系不大。為什么今天的文學理論，產生不了“接地氣”的重要理論課題和成果呢？真需要深思。

文學理論的建構和發展，需要注重和解決多方面的問題，如下幾個方面顯得格外突出。

文學理論要深入研究當下的文學發展與文學創作，及時發現那些普遍性的新問題，撰寫有深度有新意的文章，使文學理論研究根植于豐富復雜的現實土壤之中。文學理論的自主性自然重要，但它的現實性、引領性更加需要強調。中國文學正置身于一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蛻變時期，面對著許許多多的困難、挑戰、機遇。這些正是文學理論需要關注、研究、解答的重要課題。

文學理論要繼承、融合西方現代文論和中國古典文論的傳統和精華，努力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當下的文論體系，是經過百年的探索和追求，以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為框架，又融合中國文論的元素，逐漸構筑形成的。它依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但也有不適應當下時代和現實的地方。西方現代文論仍在不斷地生長和發展中，我們已引進了大量的學術成果，需要的是消化、改造、運用，使它能夠適應并激發當下的文學創作。比較而言，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文論，顯得更為困難而復雜。中國古典文論，這些年也在整理、研究、轉化，并漸漸融入了當下的文學理論體系中。但實質上是某種精神、觀念、手法等，只是文學理論體系中的一些元素。多年前學界就提出，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質和風格的文學理論，這個目標還需要繼續努力。取法西方文論，致力本土化，承傳中國文論，實現現代轉化，一步一步實現二者的交融、重造，應該是中國文論的必由路徑。

要打破文學批評、文學史、文學史料研究和文學理論之間的學術壁障，竭力形成跨學科、跨文體的研究與寫作，使文藝學的每一個分支都得到自由、充分的發展。多元互動、相輔相成，堅持學術、執著創新，中國的文學研究與評論工作會變得更加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