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溫弗里德·塞巴爾德，從閱讀到閱讀，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沉迷。

沉迷在塞巴爾德冗繁復雜的長句和行文里，沉迷在作品迷宮一般分岔的小徑里，沉迷在詩意的語言隱約流露的哀傷里，仿佛錯過了許多，仿佛捕捉到了一些，塞巴爾德是如此的難以捉摸，而又具有無法抵御的魅力。

在時間里，琢磨文本的形狀

從《奧斯特利茨》《移民》到《土星之環(huán)》，現在是《眩暈》。說起來，《奧斯特利茨》出版于2001年，塞巴爾德當年因車禍去世，那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而《眩暈》出版于1990年，是塞巴爾德的處女作。閱讀塞巴爾德的主要作品，從最后的到最初的，就是一種最好的紀念。

通常來說，處女作要么幼稚、不成熟，要么出手即巔峰，本人都難以超越。可是，《眩暈》不是這樣的，它與其他三部作品氣質類似、品質相近，塞巴爾德寫作水準之穩(wěn)定，之完美，讓人驚訝。

塞巴爾德出生于1944年二戰(zhàn)時期的德國，他的父親曾在納粹軍隊服役，是德國戰(zhàn)后“沉默的一代”的一分子。塞巴爾德痛恨父輩在法西斯侵略戰(zhàn)爭中的作為，他厭惡自己的姓名，無法擺脫家庭賦予的先天的命運。因此，“二戰(zhàn)”與戰(zhàn)爭反思，是塞巴爾德文學的核心主題。

與筆下的小說人物奧斯特利茨一樣，塞巴爾德困惑于自己的身份認同，困惑于分裂的精神人格以及集體記憶對個體的改造，他也在尋找，在彌補，試圖與遭受摧毀的過去努力取得聯系。

《眩暈》包括四個篇章：《貝爾，或愛之奇異事實》講述法國作家司湯達的人生，探討愛欲、梅毒與創(chuàng)作的勾連；《海外》，從某地到某地，或者說，記憶的復蘇與一次次的逃離；《K.博士的里瓦浴療之旅》致敬卡夫卡，追尋卡夫卡在1913年的足跡；《歸鄉(xiāng)》返回童年，返回往昔，“W的正午是被遺棄之物的時間”，W即家鄉(xiāng)小鎮(zhèn)。

我們記憶什么，我們就是什么

文化記憶學者雷娜特·拉赫曼認為，從記憶角度來看，文學是最優(yōu)秀的記憶術。文學不只是記錄的工具，更是紀念行動的載體，包含了某種文化所儲存的知識，也包含了某種文化所創(chuàng)造出來并構成了該文化的全部文本。文學與文學、與非文學之間還存在著“互文性”，每一份具體的文本都蘊含著宏觀記憶空間，或者再現或者呈現了那種文化。

塞巴爾德的作品就是一種梗概性的記憶空間。它們符合批評家所說“記憶小說”的典型特征：某個人或者某種文化講述有關自己過去的故事，以回答“我是誰？”或集體性的“我們是誰？”它們往往構成了對于過去的一種想象性的重構，回應的是當前的需要。

奧斯特利茨，一個在戰(zhàn)爭中流離失所、被收養(yǎng)的猶太孩子，長大后內心有了渴望，想要直面當初的事件。《移民》，講述四位主角和家人的難民生涯。他們全都主動選擇死亡。經歷集中營生活的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萊維曾經說過，因為活著，他常常覺得歉疚，那些幸存下來的人，也常常會被懷疑，為何可以活下來，那些死難者也常常被責備，為什么不反抗？為什么溫順地走向死亡？

在這些人身上，都有一種強烈的“鄉(xiāng)愁”情結。他們試圖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建立連續(xù)性，《眩暈》里的《歸鄉(xiāng)》是鮮明的鄉(xiāng)愁書寫。“我”回到快三十年沒有回過的W，當“我”多年后借著一盞蒼白的路燈在街上行走，發(fā)現一切已全然改變，“我”感覺在夜里抵達的村莊比想象得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遙遠，而“我”又覺得安心。閱讀這部作品的過程，就是所有的W被重新發(fā)現，也是我們重新發(fā)現自己的過程，“我”察覺到一種久遠的羈絆，同時自由自在，一腳踏進一地，一腳在另一地。

“鄉(xiāng)愁”與“記憶”，是文學永恒的話題。俄羅斯作家瑪麗亞·斯捷潘諾娃在她的小說《記憶記憶》的序言里說道：“一千個人回首，便有一千種過往。”記憶如何書寫，意味著爭奪記憶的對峙。小說創(chuàng)造了新的記憶模式，它們把真實的和想象的、被記住的和被遺忘的東西結合起來，并通過敘事工具，對記憶的運作進行想象性的探索，從而提供了有關過去的新視角，由此重塑記憶版本。

《記憶記憶》的主旨與塞巴爾德的作品非常相似，《記憶記憶》的讀者很容易在這部小說里發(fā)現塞巴爾德的身影，發(fā)現塞巴爾德式的傳承記憶、構建記憶的過程。我們記憶什么，我們就是什么。

奇異的文學冒險，也是審美的享受

塞巴爾德的作品經常以“我”為敘事者。這個“我”與塞巴爾德的相似度很高，可以視作他本人的化身。

“我”通常是一個飄零者，困惑—出發(fā)—尋找—迷失—解脫（或，部分解脫），就是“我”注定的使命。“我”在途中邂逅心靈相契的伙伴，或者遇到開啟某些塵封記憶的講述者，敘事并不連貫地在講述中挪移推進。我們還沒有弄清楚來龍去脈，另一件事情已經開辟了新的視域，非常考驗讀者的注意力。

“我”通常也是一位學者或知識分子，文化素養(yǎng)很好，大量閱讀經驗雜糅在一起，思緒蔓延，意識漂浮，多重框架型結構的敘事手法和幽復回繞的段落和句子把它們包裹在一起，所以，翻譯塞巴爾德是高難度的挑戰(zhàn)。

所有人物的經歷在回憶里總是散落各處的碎片，而“我”（或者塞巴爾德）就像一個收集者，一路拾撿，將它們排列在他的作品里。歷經戰(zhàn)爭的憂傷、難以釋懷的過去、無法排遣的憂傷，都在作品那些敘事者的口中心中若隱若現。

此身此地，彼生彼處。一場漫步的遐想，成了《土星之環(huán)》。這場發(fā)生于英國東海岸賽福克郡地區(qū)的游蕩，也是超時空的與托馬斯·布朗、夏多布里昂、康拉德、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對話。塞巴爾德喜歡隱喻，命名是容納意涵的好方式。奧斯特利茨，這個名字指向歷史上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戰(zhàn)役的地點，它與奧斯維辛的拼寫接近，也指向了小說想要揭示的主題。

塞巴爾德的人物總是在旅途中，在不同地點進行切換。包括《眩暈》里的司湯達和卡夫卡。亨利·貝爾（司湯達的原名）的記憶版圖浮現伊夫雷亞，拿破侖戰(zhàn)爭的一處戰(zhàn)場遺址。而卡夫卡的行蹤是威尼斯這座水城以及其他意大利城市風貌所呈現的文化記憶的印痕。這些地點所指向的，用本雅明的話來說，“歷史是如何踱進它的發(fā)生地。”凝固在地點之上的記憶與情感豐富了地點的內涵意義，一旦說起，記憶之地就獲得了某種召喚的力量，讓人們回到地點以及與它相連的問題之中。

塞巴爾德把“記憶”本身作為書寫對象。古羅馬哲人西塞羅說過，“在地點里居住的回憶的力量是巨大的。”圍繞地點的書籍、照片、日記、信件等，都是記憶之場。塞巴爾德的作品具有攝影式的紀實風格。包括照片、繪畫、明信片、手札、油畫、建筑剖面等多種插圖是醒目的重要元素，這些插圖被刻意處理成黑白的、模糊的影像，仿佛時間的流逝所造成的噬跡，帶著等待后人品味的幽謐氣息。圖片與文字的結合，加強了回憶的質地，所有圖片都沒有附加文字說明，這種孤立又喻示著記憶的可塑造性和不確定性。

閱讀塞巴爾德是奇異的文學冒險，也是審美的享受，或是詞與物之間可能性的無限拓展。塞巴爾德的作品是如此與眾不同，把散文、隨筆、小說、游記、回憶錄、藝術欣賞熔于一爐，包容百家、消除界限、氣象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