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創作談真沒什么好談的。一個小說結束，作為作者要說的話也應該是講完了，但這個小說有點不一樣，它到現在還是讓我有種想要再表達一下的意愿。

事實上，這個小說于我完全是一不小心造就的。記得當時是隨中國作協重走長征路，恰好風雨交加，與小凡兄在一個苗寨的亭子里看當地人烤火時，接到單位的短信，問我手頭有無創作項目？可能是身處長征的氛圍里，隨手就回了句準備寫一部《我的革命生涯》。對方問內容是什么？就又隨手寫了些，大概是革命在改造一個時代的同時也改造了一個人之類的，現在已經記不太清。

一個小說就這么開始著床與孕育，在他鄉的風雨中，連自己都覺得那么的飄搖不定。因為，那時已經持續地寫了近10年的民國時期，開始有點厭煩了，一直在考慮重拾情緒，改換步履。雖然，規劃中的那一步至今尚未確定，但我至少可以說，這個小說的完成是我對民國系列寫作的一個小結。

然而，整個創作過程并不令人愉快，幾乎一直是處在斷斷續續之中，一直被瑣事干擾。斷開了，還得繼續抱著創作中必須要有的那股熱情，這是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一直寫到過半，才忽然發現我其實在寫的并不是那個我以為的年代、我以為的人物。其實，很多時候這會讓我覺得好像是在創作另一個自己，是作者孤身在一個無序的時空里夢游。也正因如此，常常會發生白天的所聞所感，隔夜就會把它寫進小說，而更奇怪的是，它竟然沒有半點違和之感。我想，這大概就是文學與虛構的力量吧。同時，它也讓“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更有了點辯證的意味。

或許就是這樣。有時候，寫作者就是這么的任性與無知。

這個小說寫了整整兩年。對于我，它更像是一座橋梁，終于讓一個創作者從青年過渡到了中年。這是個反復接納與反復領教的過程，但即便是到了此刻，我仍能體會到沉浸在那個人物中的那種感受，甚至有時一開口就會罵臟話，好像真有孫寶琨附體了一樣。

不過說實話，我并不十分喜歡這個人物，只是覺得他的無知與任性恰好是我感興趣的無知與任性。因為，這個世界基本上就是用來磨滅我們的無知與任性的。孫寶琨就是一只井底的小蝌蚪，他不停地掙扎，與不知道是誰的人抗衡。他試圖要違背整個面臨的現實世界，甚至是他自己，那結果肯定是顯而易見的——就是這個世界必然與之背道而馳。

這是一個道理，也是一種人生。

而作為創作了這個人物的作者，其實我更想探究的是他的余生。因為，他將面臨一個嶄新的時代，一種全新的人生。

我想，我們都該有一顆超越歷史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