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先生曾與復旦有緣。

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有關“梁實秋”的注釋稱：“梁實秋（一九〇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員。先后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這是有關梁實秋任教復旦的權威表述。不過，1949年前，梁實秋曾先后在東南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光華大學、復旦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和北平師大等多所大學任教，“毛選”注釋僅列出復旦、北大兩校，不知何因。我又想，假如讓梁實秋自己從上述大學中舉出兩校為例，他會選擇復旦嗎？

1927年春，北伐軍打到南京，南京城內兵荒馬亂，正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的梁實秋遂遷往上海。同年秋，他分別在真如暨南大學（下簡稱暨南）、滬西光華大學（下簡稱光華）、吳淞中國公學（下簡稱中公）和江灣復旦大學任教。對于暨南、光華和中公，梁實秋生前都寫過回憶文字，“每星期要去吳淞兩三次”“要去真如三次”（《火車》）。他還寫過幾位那里的同事：暨南外文系主任葉公超“因兼圖書館長，而且是獨身，所以就住在圖書館樓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書”（《葉公超二三事》）；詩人徐志摩“在光華大學也教一點書，但他不是職業的教師，他是一個浪漫的自由主義者”（《關于徐志摩》）；中公校長胡適經常在校長辦公室內被學生圍著索要墨寶，“先生是來者不拒，談笑風生，顧而樂之，但是也常累得滿頭大汗”（《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教國文的沈從文初登中公講壇，“不善言詞”“怯場”“頗為受窘”，然而卻另有收獲——與英語系女生張兆和一見鐘情，遂窮追不舍。張兆和“帶著一大包從文寫給她的信去謁見胡適校長”“胡先生皺著眉頭，板著面孔，細心聽她陳述，然后綻出一絲笑容，溫和地對她說：‘我勸你嫁給他。’”（《憶沈從文》）這些描述栩栩如生，讀之若身臨其境。

梁實秋回憶過復旦往事嗎？我沒有讀到過。幾天前，我到復旦檔案館查找檔案，在《復旦大學同學錄》（含“教師錄”）中找到了梁實秋為“大學部教員”的記錄：1927年秋，他教授科目為“文學史，戲劇，文學評論”；1928年春，教授科目稍有變化，為“英文文學史，戲劇，英諷刺文學”；1928年秋和1929年春，科目為“戲劇學，英諷刺文學”；1929年秋，科目又改為“文學批評”。大約就在1929年秋這一學期結束后不久，他離滬北上，先后到青島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1938年，他輾轉重慶，一度住在北碚“雅舍”。復旦檔案館保存的一份由代理校長錢永銘、副校長吳南軒簽發的聘書存根顯示，1940年3月，梁實秋曾被聘為北碚復旦中國/外國文學系兼任教授，“一、任期自民國廿九年三月一日起至本學期結束止（六月底）；二、每周授課貳小時，薪金肆元……”可見，梁實秋兩度與復旦交集。但是，他生前卻很少憶述復旦細節，以致不少研究者干脆繞開這一話題——他那篇著名散文《北碚舊游》，洋洋一萬五千余字，只字不提復旦。

再細究一下，梁實秋與復旦交集，不僅限于教書。他與魯迅那場轟動文壇的論戰，恰恰與復旦有點瓜葛。論戰的導火索——梁實秋那篇《盧梭論女子教育》文章，就刊登在《復旦旬刊》創刊號上。《復旦旬刊》是由復旦學生會創辦的一本校園刊物，陣容強大，編輯顧問由陳望道、余楠秋、孫本文、金通尹、孫錫麒、李權時和洪深等著名教授組成。1927年11月創刊前，一位學生向老師索稿，梁實秋遂將一年前（1926年12月15日）刊于北京《晨報副刊》上的舊稿《盧梭論女子教育》交付。11月初，《復旦旬刊》創刊號正式出版，刊有《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文中梁實秋將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諷刺了一番，認為現代男女平等教育有辱女性人格；注重女子經濟獨立，“這實在是極不自然的事，也可說是現代女子教育的一個缺憾”。

該文刊出后，引起軒然大波。最早的批評來自復旦校園。11月10日，一位署名“振球”的復旦女生撰文稱：“我接到手里翻開目錄一看，使我最先發現的便是梁實秋先生的‘盧梭論女子教育’……很迅速的翻開內容來拜讀了。但是，結果使我很失望！”“我們不曉得梁先生的居心究竟怎樣？難道要我們女子永處于被男子玩弄、壓迫的‘特性’地位，男子可以做的事，我們永遠不好去做嗎？”（《和梁實秋先生談談“盧梭論女子教育”》刊于《幻洲》1928年第2卷第7期）另一位署名“研新”的復旦學生則投稿《復旦旬刊》，批評梁實秋“誤解人格的意義”“誤解男女平等的觀念”“誤認女子的特性”“以為理家的事是女子做的，賽足球、做省長的事是男子做的，女子不應‘越俎代庖’……梁先生想化腐臭為神奇，也未免白費了氣力”。（《讀梁實秋先生的〈盧梭論女子教育〉后》）

對于學生的批評，梁實秋有點不服氣，致信《復旦旬刊》編輯部稱：“吾人撰述學術文字，首宜屏除意氣，在文字方面尤當力求點檢，粗俗鄙陋之詞句，與譏訕揶揄之語調，皆應避免，因討論學術之文字，體例固應如此。近人為文，常趨于輕浮一派，且喜牽涉個人，非所以討論學術之道也。秋之專攻，在于批評，故讀他人評我之文最為欣幸，惟批評之態度必須求其嚴謹耳。”（《通訊》刊于《復旦旬刊》1927年第4期）顯然，在個人權威受到學生挑戰后，梁實秋并未做好應戰準備，而是拿“文字”和“態度”說事，避其鋒芒，以守為攻。

令梁實秋意想不到的是，接下來，一個更強大的論敵出現了——魯迅讀了《盧梭論女子教育》。1927年10月3日，魯迅從廣州抵達上海，不久寓居景云里。11月2日，他應陳望道教授邀請，前往復旦簡公堂演講。《復旦旬刊》創刊號上《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引起了魯迅的警覺，認為它是開新文化運動的倒車。于是，他在1928年1月7日的《語絲》周刊上，發表《盧梭和胃口》一文，打響了與梁實秋論戰的第一槍。

這場論戰的是非曲直，不是本文論述重點。翻檢若干論戰文章，其中一篇復旦學生的檄文，卻讓我眼睛一亮。作者署名“刈刺”，他在魯迅等主編的《萌芽月刊》上揭露稱，梁實秋說自己“在講堂上教書站酸了腿”“說干了口”，也是“無產階級”，“在我看來與事實不符”：“梁教授上課時，那一副白嫩的架子是分分明明的擺在那特制的椅子上的；坐麻了屁股也許有的，有什么酸了腿的苦痛，那真是故意駭人！”“在講主項課程的時候，我們只看到那白嫩的眼皮慢慢下合，聲音就像病貓一樣，會干了口，那也只有‘天曉得’！第二，梁先生是會抹尾的，一點鐘只上了三十分，于是，就姍姍離去了。”“請你們去擬想這位人物吧：一部汽車——翠綠的嶄新的，而且里面墊著為我所不認識的上等的呢絨。這是梁教授每次來學校時坐的（不消說是他的了吧）。你們想這汽車里是裝的一只什么怪物？——無產階級，嚇嚇！”（《關于梁實秋自稱無產階級的一點更正》）

文末，“刈刺”還不忘亮明“復旦學生”的身份：“為了梁先生將來史傳的正確起見，學生的我，是有如上申明的責任。這功勞，在學期終了的時候，梁先生是不惜將一個足足的A給我吧？”對此，梁實秋非常不滿，說“刈刺”自稱是復旦學生，“這當然是假的”。不過，對于對方說他坐著特制的椅子上課、經常早退這一細節，他避而不談，卻駁斥了關于汽車的謠言：我常坐的是公共汽車，每次頂多費幾十個銅板，或由上海到真如江灣的野雞汽車，坐上去要等著裝滿了六七只“怪物”，才能嘰嘰格格的在馬路上跳舞，在半途還許拋錨，每次小洋二角。體面一點的汽車，我也坐過，那是租來的，或是朋友的，并且是不常有的；每次坐翠綠嶄新的汽車去到學校，這除非等到我領到金鎊或盧布的時候恐怕不會實現罷。（《造謠的藝術》刊于《新月月刊》1930年第2卷第12期）

雙方你來我往、唇槍舌劍，都動了肝火，難免意氣用事。然而，就在這電光石火間，我卻意外地“找到了”在江灣復旦“失落”的梁實秋。一方面，當年梁實秋為了糊口，不懼交通不便，風塵仆仆，在各校間奔波，著實不易；另一方面，復旦學生思想敏銳、筆鋒犀利，不怕得罪老師，還真不是好惹的。

這樣看來，對于梁實秋來說，復旦雖不是傷心之地，至少也談不上多么美好——他生前很少寫復旦、憶復旦，會不會與此有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