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斯伯里人物里，克萊夫·貝爾一直是配角——他是凡妮莎·貝爾的丈夫、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姐夫、梅納德·凱恩斯和利頓·斯特雷奇的朋友，但他常被描述為歷史的見證者而非參與者。貝爾被認為至多是個品味不錯的小人物，談不上布魯姆斯伯里團體里的知識分子，甚至還有個最壞的標簽——同情納粹、占伍爾夫便宜的好色之徒。然而，在馬克·赫西（Mark Hussey）的新著《克萊夫·貝爾與現代主義的形成》（Bloomsbury，2021）中，貝爾走到了舞臺中央。

貝爾喜歡吹噓自己“天生俏皮”，是“喝香檳的料”，在與凡妮莎的開放式婚姻中，他風流韻事不斷。不過他確實是有點特立獨行——貝爾沒有受邀加入斯特雷奇和倫納德·伍爾夫的使徒社，但他離開劍橋時拿了個體面的學位。

凡妮莎和貝爾的大兒子朱利安出生后不久，貝爾便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相戀。這段純潔激烈的三角戀在伍爾夫看來是“她和貝爾與凡妮莎的戀情”。這段時間，她精神尤為脆弱，但赫西在書中描述說貝爾很少認真對待伍爾夫的心理問題，“反而慫恿她不顧后果、恣意妄為，甚至徜徉在她熱切的關注中”。盡管如此，貝爾仍不失為她作品最早的讀者和重要的評論家，提供了很多意見。雖然伍爾夫覺得貝爾的用詞是“想要傷害別人，同時避免被人發現”，但兩人逐漸疏遠時她又對他心生思念。赫西耐心追溯了兩人之間跌宕起伏的關系，是本書一大亮點。

從信件、檔案和貝爾的作品中，赫西發現，貝爾值得被重估。今天人們認為貝爾對現代主義的一大貢獻是他那本《藝術》（1914），書中引入了“有意味的形式”理論。而赫西認為貝爾還有更大的功勞——1910年，他幫助羅杰·弗萊將“馬奈與后印象派”一展帶到倫敦。25000名觀眾看到了馬奈、塞尚、梵高的畫作，穿粗花呢的英國人第一次接觸到數年前在巴黎引起轟動的革命性藝術。雖然不確定是不是句玩笑話，但伍爾夫認為這次展覽改變了人性。

貝爾是和平主義者，一戰時拒服兵役，在家務農。他敦信王爾德式的個人自由，在《藝術》之后，一直努力引介歐洲的現代主義。他最早介紹普魯斯特的著作，也為《名利場》撰文。一位評論家稱貝爾將藝術寫得“像板球一樣有趣”，吸引粉絲無數。的確，貝爾獨特的品味定義了什么是藝術，什么不是藝術——在“締造現代主義”這點上，他不是作為一個創造者，而是他人作品的闡釋和普及者。

赫西全面評價貝爾的作品。在《文明》（1928）中，貝爾提出一個文明社會需要有奴隸階級來維持運轉，赫西說：“他的研究根基就有誤，許多西方主流話語也都由此發展而來——即把任何不符合預先設想的、不符合某些概念的東西排除在‘普遍性’之外。”其1938年的文章《戰爭販子》主張世界和平，并暗示“納粹世界里或許有很多幸福”，赫西也將這視為貝爾一戰時“遁世”邏輯的延伸。

書中人物很多都不喜歡貝爾，比如亨利·詹姆斯就稱他為“三流男人”。但很明顯，赫西不在此列。這本精巧的傳記可能有點過時，但對傳主還是寬厚仁慈的，維護說他并不“業余”。赫西在承認貝爾缺點的同時，也提醒我們他對英國現代主義有著特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