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提起歷史，人類總有話說；而在談論歷史時，“當下”是必不可少的參照系。無論是李世民“以史為鏡”，還是胡適“歷史不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或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在說明一點：歷史與我們很近。無數的歷史學家也將此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與著力點，構建歷史與當下的聯系，將歷史真正地復活為當下的、現實的，也是我們每個人的精神資源。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著作《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便是此類歷史寫作的典范。

瑪格麗特并不執著于對某一歷史階段或者某個歷史事件，她立足于“當下”，具體論述人們面對歷史的兩種態度——“運用”與“濫用”。

歷史的效能

“我們不應該將歷史僅僅視為一堆躺在地上的枯葉抑或是塵封已久的古董收藏，更明智的做法是將它視作一汪池塘，時而風平浪靜，更多的時候則波濤洶涌；歷史就暗藏于現實的表面之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制度、思維方式以及我們的好惡。”這是瑪格麗特寫在“引言”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清晰地表達了她的基本歷史觀：歷史，時刻與我們相關。所謂“歷史的效能”，指的是歷史對當下的價值與作用。它建構了我們的身份認同，塑造了民族的文化傳統，更形塑了人類的基本價值觀。而以上的諸多內容均與一個永恒問題相關，即“我是誰”。

“我是誰”的問題不僅困擾著哲學家，也纏繞著歷史學家。在歷史中，“我是誰”的疑惑被回應為“群體感”的心靈體驗，作為個體的人在“群體感”中獲得安身立命的感覺，體悟到歸屬的安全與家庭的溫暖。因而，瑪格麗特才會說“歷史是一種強化想象的共同體的方式”。

“民族”是“想象共同體”的最基本形式，民族意識便是在這個“想象共同體”中生活的人所具有的“群體感”。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與比較中，民族意識會升溫為民族主義，以更加激烈與明確的方式回應“我是誰”的疑惑。瑪格麗特在書中專辟一章論述“歷史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作者將“民族主義”定性為“現代問題”，將其視作意識形態的某種類型。這種類型扎根于民族文化傳統，生發于民族心理的無意識層面，在與其他民族意識會面時會分外凸顯其歷史的效能。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民族主義以涇渭分明的態勢標識出“我們”與“他們”的邊界。

從根本上說，民族主義既是一個“被發明”的現代概念，也是人類在代代相傳的群體生活中積淀而成的傳統心理。它是影響人類價值觀的基本因素，也是對“我是誰”的明確回答。也就是說，民族主義與自我認同緊密相關。既是因為這種相關，也是由于此概念本身的模糊，“民族主義”也極易被“運用”甚至“濫用”。它既能團結民眾凝聚人心，也會成為原教旨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思潮的精神支撐。而當這種利用也成為“歷史”時，后世對它的講述方式、呈現內容與理解角度又會成為另一層的“運用”或“濫用”。而這種“套娃”式的歷史循環狀態正是歷史效能的最為明確體現。

因而，瑪格麗特提醒人們：“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幾乎已經和法西斯主義一樣具有強大的力量。”

“套娃”中的玄機

“運用”與“濫用”是人類面對歷史的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讓歷史呈現出“套娃”式的循環樣貌：無論是面對當下現實還是陳年舊事，歷史始終處于“被講述”的狀態。歷史猶如一座沉默矗立的冰山，時間是一片汪洋大海，人類便乘坐在一葉扁舟上，在流逝的時間海水的推動下不斷地變化看待歷史的角度，這座歷史冰山的樣貌也因視角的變化與事實的增加而不斷清晰。但人類并不會平靜地接受歷史在變動中趨于清晰的事實，而是要不斷地對其進行改寫與利用，冰山由此趨于模糊和朦朧。而歷史學就猶如一束云銷雨霽后穿透云層與霧靄的霞光，讓冰山以其尊嚴與巍峨的樣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或許，這依然是一種“視見之差”的結果；但是，人們畢竟會親眼見識到它的高聳入云與不容小覷，心中升起的敬意與清醒或許正是對“歷史”最好的反饋與回報。

在現實中，人類對歷史進行“運用”或“濫用”的最直接方式便是在“記住”與“忘記”之間的選擇。人們“只會選擇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歡的歷史敘述”，在這種心理動機的驅動下，苦難很容易被遺忘，矛盾極易被磨平為雞毛蒜皮，不滿與憤怒也有被壓抑為忍耐和服從的可能。面對戰爭、苦難或自己不體面的往事時，這種歷史態度尤為耐人尋味——

在法國，二戰時期成立的維希傀儡政權是無法抹去的屈辱記憶，讓戰后的法國社會接受這一不體面的事實更是難上加難，右翼分子將其美化為法國高層的“忍辱負重”之舉，更將其附庸為對猶太人的保護；在俄羅斯，蘇聯與斯大林依然是記憶的禁區，不能隨意觸碰；在西班牙，甚至出臺了名為“遺忘協議”的文件，讓國家與民眾自行刪除關于法西斯分子弗朗哥政權的歷史記憶。

與之相反，雖然戰后的德國人也傾向于在遺忘與沉默中淡化希特勒與納粹，但文化界卻掀起一股反思浪潮。無論是阿多諾“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還是君特·格拉斯小說中的戲劇化呈現，德國文化界面對歷史時展現了勇氣與擔當。兩相對比，回避造成對歷史的浪費，正視則是通過對歷史的合理運用將曾經的苦難與不堪轉化為沉甸甸的精神財富，滋養并警示后人。

較之“遺忘”與“回避”，“濫用歷史”是更加無恥的行徑。比如希特勒對《凡爾賽和約》與“一戰”事實的扭曲與篡改不僅沒有終止戰爭，反而造成更大的災難。諸如此類的“濫用現象”數不勝數，它們的目的無一不是通過霸凌歷史而控制現實。故而，歷史學的價值便在于識破歷史敘述的秘密，解開歷史“套娃”的玄機，如剝洋蔥般地覓得層層“套娃”所包裹的歷史真相。

歷史學的學術品格

歷史需要“真實”，過去需要當下的承認。但是，瑪格麗特特意提醒到，“承認過去的歷史是一劑猛藥”。它既可能是救人性命的靈丹妙藥，也可能是加速死亡的虎狼之藥。這既說明歷史本身的復雜性，更彰顯出歷史與現實、當下之間強大的張力關系。而如何面對和處理這種張力關系既是政治家的工作，也是歷史學家的職責。由此看，歷史學家不僅承擔著求真的責任，更有著深思的品性，讓“真實”超越實證與考掘的要求，向倫理與價值的層面挺進，讓歷史學科成為與個體的精神成長與人類整體的幸福生存緊密相關的生命之學。

縱觀全書，瑪格麗特所倡導和實踐的求真意識、懷疑品格、謙卑品性與反思意識等精神品質都顯示出歷史學的學術品格與倫理內涵。

在其他文明的關照下，我們可以為民族主義注入世界與人類的新鮮血液；在歷史事實的了解中，我們可以走出歷史敘述的單一模式，在多元與參照下學會獨立判斷與面對事實。這不僅會促成個人的成長，更會推進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成熟。在此方面，歷史學不僅是生命之學，更是人類之學。

這樣的歷史學恰恰起步于我們歷史觀的轉變與矯正。我們需要時刻丈量歷史與我們的距離，并謹記：歷史離我們很近！正如書中的一句話，“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更是因為復雜翔實的描述比一個簡單化的說法更能滿足一個心智成熟的人的內心。”歷史成為一種邀約，邀請我們走進歷史、看清自身，并由此走向真實、邁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