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文學女記者，我居然不愿翻開《巴黎評論·女性作家訪談》，聽起來絕對是匪夷所思的事。嘿！我自己就做著文學訪談的工作，我是女性，我也寫作，我到底為什么不喜歡這本書？捫心自問，之所以隱隱排斥它，是基于一種望文生義的偏見：“女性作家訪談”，原版書的名字叫《工作中的女人》（Women At Work），我一直對這種刻意強調性別作為工作身份的做法持保留態度。落到文學領域，我也傾向于認為只有好作家和壞作家之分。同時我也認為，超出某種平庸的分類范疇后，性別兩分法是徒勞的。帶著挑刺兒的心態，我讀完了這本書，結果受到了教育，現在誠心地想更正自己的偏見。

2017年起，《巴黎評論》編輯部開始推出女性作家訪談特輯，目前看到的中文版，收錄了十六位女作家的對話，包括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埃萊娜·費蘭特、瑪麗蓮·羅賓遜、瓊·狄迪恩、珍妮特·溫特森等諸位才華與勤奮并存的女性。這肯定是一份未盡的名單，因為值得收入訪談的女作家絕不止這些人。我把之前出版的五本中文版《巴黎評論·作家訪談》里涉及女作家的部分全都重讀了一遍，包括那些絕對可以收入“女性作家訪談”的名字：多麗絲·萊辛、納丁·戈迪默、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蘇珊·桑塔格……天哪，女性訪談早就可以自成輯錄了！

該怎么理解成為女性作家這件事？

我認為讀這本書的人應該同時閱讀兩本女性作家的傳記：一本是赫赫有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傳，另一本是被譽為斯堪的納維亞文學史上“現代的突破”的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萊芙勒的傳記《真理的道路》。

天性愉悅、享譽全球的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著有八十余部小說，且大部分都叫好又叫座，但她也在自傳里感慨“沒有一間固定的專用寫作室”，而且“沒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真正的作家”。阿婆還很“政治不正確”地揶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相比，20世紀的女性地位“無疑變糟了”，“我們吵著要被允許和男人一樣工作……我們多么聰明地建立起‘弱勢性別’的地位，現在卻差不多等同于原始部落的女人，整天在地里辛勤勞作，步行幾英里撿拾刺槐做柴火，頭上還要頂著鍋碗瓢盆等家用物品。而裝飾華麗的男性身上除了保護女人的致命武器外一點累贅都沒有，大可以心無旁騖地快步開路。”

對于阿婆來說，成為作家，要去寫作，“總是有些不自然”，然而每逢她可以獨處，關上房門，“就可以振筆疾書，渾然忘我地工作下去”。是否成為一個身份明確的女性作家，并非她首先考慮的事，她享受的是正在做的工作，盡管這些工作并不能獲得兩任丈夫真正的理解。管它呢，嘴上喊著要肯定男同胞的智慧，但其實她并不當回事。

相比之下，生活在19世紀后半葉的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萊芙勒因文學天賦而自覺煎熬。當時的瑞典，公共生活屬于男性，對于萊芙勒這樣才華灼人的年輕女子來說，“她的女性性別是并且持續是她最大的殘障，但也是最首要的挑戰”。

可以寫作，但被哥哥要求匿名，因為這樣可以保護家族男性的事業體面——在那個年代，公開的女性作家被認為是一件家族的羞恥事。更讓萊芙勒受傷的，是彼時瑞典社會對杰出女性施以“藍襪子”的污名——這個流行于當時的黑話，是說一個膽敢進入男人的文學、哲學、科學領域，卻不符合男性設立的價值標準的女子。“藍襪子”是萊芙勒自我形象的陰影，她起初想掙脫它，后來明白“藍襪子”并不羞恥，她用純熟而真實的寫作造詣轉化了“藍襪子”的污名之義——一種有些危險、不符合男性價值標準的女性知識分子，但同樣應被平等對待。

我無意于把文章導向女權運動的方向，讓我們回到“女性作家訪談”。快樂的阿加莎和壓抑的萊芙勒面對的是同一個困境：該怎么理解成為女性作家這件事？

關心寫作，且只關心寫作

幸好《巴黎評論》編輯部選擇訪談的這些女作家已經擺脫了19世紀的陰影，并且日益受到20世紀平權運動思潮的積極影響，她們鮮有匿名寫作，對自己的天賦也不必躲躲藏藏。

盡管堅韌如磐石的格蕾絲·佩雷在訪談里承認，從前“女性為了被看見，反而要隱藏身份”，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珍妮特·溫特森會直白地表示，“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無關性別；另一方面我不僅是一名作家，還是女性，我對此非常有意識。”

不過這本書依然葆有它一貫的純粹性，它關心的問題并不是“寫作的女人們”，而是“寫作的人”，只是這個集合里都是女性。我個人認為這個細微的差別十分重要，因為《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欄目最為人稱道的品質，就在于它對藝術創造本身的執著探尋，正如外界對它的評價，“關心寫作，且只關心寫作”，它讓作家自己來暢談關于寫作的價值和倫理，作品背后的個人經歷和技藝打磨的歷程，并不因為作家是女性而調轉提問的方向。這就給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帶來一種受尊重的感覺。

考慮到一個半世紀以來對女性寫作的刻意忽略、異常化、錯誤歸類、個別化等種種抑制手段，如今女作家可能最需要的，是外界“去異化”這種樸素而健康的平等意識——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樣，都應該被無例外地嚴肅對待。

什么時候開始確立寫作志向？文學啟蒙如何開始？寫作習慣是什么？寫一部小說要多久？會受評論影響嗎？……每一位女作家都嚴肅且嚴謹地回答這些關乎寫作內部的問題：狄迪恩用了不到三個月時間就寫完了《奇想之年》，但“每天晚上都在修改”；溫特森從小就寫布道稿，直到寫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時，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寫一本最終會被出版的書，我只知道自己要跟隨能量指引我的這條特定路線往下走”；費蘭特認為，“故事不需要修改，但文字卻需要修改”，在小說完成以前，“一切都值得推敲，可能是一個情節過渡、一個類比的詞匯、一個比喻、一個對話、一個我尋找的不平庸也不怪異的形容詞”……

寫作本身即是力量

這本書的閃光之處，還是在旁逸斜出的地方——那些因為作家是女性，而必須面對的問題：她們和20世紀的女性主義思潮關系如何？女性作家的寫作根基真的很弱嗎？是否認為自己直接參與了女性寫作的傳統？女人想出版作品，是不是比男人更難？

還是繞不開性別，以上問題可以總結為一個：性別如何影響她們的寫作？答案五花八門：深邃的尤瑟納爾對女權主義沒有興趣，認為“人性的邪惡在兩種性別中的分配幾乎是均等的”；精靈般的帕克“在男人的噓聲中游行”；佩雷最初不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直到寫作讓她“推開了通往自己的大門”……然而，別被這些只言片語給騙了——如果你細讀這本書，包括之前《巴黎評論·作家訪談》里所有女作家的部分，你會發現一種令人動容的特質，而這幾乎是所有優秀作家的共同特質——敢于從內部自我否定，從不自我設限，敢于隨經驗流動而隨時更新觀念，并把它用于寫作。

于是我們讀到，溫特森“年紀越大越覺得性別不重要”；娜塔莉·薩洛特在被問到男女寫作之別時，回答“你不可能找到一種寫作風格，然后在上面貼上一個女性或男性標簽”；戈迪默會說“我從不覺得一個作家的性別很重要，只要他們干了作家該干的事”；最讓我觸動的，是來自看似寫作野心最大且試圖打造女性寫作傳統的費蘭特，“每一個女作家，目標不應該只是成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應該成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無論男女，都要盡可能發揮自己的文學才能……一個寫作的女性，她唯一應該考慮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體會的東西講述出來，無論美丑，無論有沒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準則，甚至不用遵從同一個陣線的女性。”

如果生在萊芙勒的年代，這些女作家恐怕都是“藍襪子”，因為她們寫作，而且只專注寫作本身，而這已經足夠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