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舍佛堡，二戰時德軍駐比利時軍事與行政官邸，錢秀玲在這里見到法肯豪森將軍，營救人質。

書寫真實的“英雄”

傳記文學是運用除了虛構以外的多種文學手法，再現人物生平經歷與事跡，刻畫其鮮明形象和生動個性的文學體裁。它屬于史學與文學相互交叉的范疇，其獨特價值在于雖然敘述人物或事件，卻不能天馬行空任憑想象地虛構故事情節，即屬于非虛構性文體。《忘記我》在歷史的真實性與細節的豐富性上，做了合乎史實的還原與再現。

作品的女主人公錢秀玲已為人們知曉。她在二戰期間，身處被德軍侵占下的比利時，從德國蓋世太保槍口下營救出100多名比利時青年的性命。戰后，她被譽為“中國女辛德勒”和“比利時的中國母親”，受到比利時人民的敬仰和尊崇。為表彰她的義舉，戰后比利時政府向她親授“國家英雄”勛章與綬帶，她在戰時曾救下多名市民的艾克興市將該市的一條道路命名為“錢夫人路”。上世紀90年代末，錢秀玲的傳奇故事隨著媒體的報道逐漸為國人所知，以她的事跡為藍本的小說《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6集電視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2002年在央視播出后，反響強烈。此后《人民日報》曾多次報道錢秀玲在二戰時的英勇事跡。

要為這樣一位眾所周知的“英雄”立傳，任何一處史實的虛構或失真都將是對具有崇高聲望的傳主的褻瀆與不敬。讀者希望看到的應該是那個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不施粉黛、血肉豐滿的真人。傳主去比利時留學的“前傳”，她為何“悔婚”，獲得魯汶大學雙博士學位后如何隨夫居留偏僻鄉間診所謀生，戰時她究竟是怎樣營救人質的等等，皆是無法繞開的史實。《忘記我》的作者在還原歷史的真實性方面，主要通過大量豐富的細節來加以展示。比如，錢秀玲童年時在宜興老家“錢家祠堂”跟著鄉村塾師念書，小小年紀竟能一字不落地熟背《前出師表》與尚未教過的《后出師表》。鄉村塾師發現了她“特別聰明，而且愿意幫助別人”的才學與品格，遂向其父錢熙勛建議：如果還想讓女公子有更大的出息，應該盡快讓她走出錢家祠堂，去城里的學堂深造，“給她一個未可限量的前程”。這一細節，既展現了傳主童年時就表現出“驚為天人”的學習天分與超凡智力（后來傳主年僅22歲就獲得比利時魯汶大學化學、物理雙博士學位），也揭示了她日后多次槍下救人，“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來源。這些她年少時熟讀的中華傳統經典中貫穿的仁義忠恕、俠骨節操，成為她日后為人處世的人生信條。

當然，她絕非一個唯唯諾諾、聽任“父母之命”擺布的封建孝女，對于襁褓之中就被指腹為婚的“拉郎配”，少女時期的她加以拒絕：“那個人連一面都未見，怎么談終身大事？”書中寫到，她和二哥前往比利時留學，乘船抵達法國馬賽港，從小與她訂了“娃娃親”的未婚夫前來接船，“當她再看他第二眼的時候，一種本能的拒絕感流向了她的全身。也就是這一瞬間，一切都決定了”。此后，哪怕是父親威脅斷絕經濟資助她也義無反顧，“違心，是一件最難也是最不應該的事。人應該忠于并堅守自己的情感”。這些細節刻畫，無疑對傳主“悔婚”的合理性做了有力鋪墊，同時也反證傳主有主見、有膽略的男兒般剛毅堅定的性格。諸如此類具有史實支撐的人物性格與細節描寫，書中俯拾皆是。

還原歷史的真相

《忘記我》在紀實文學的嚴謹性與史料的可靠性上，做了錙銖必較的考證與挖掘。要真實還原70多年前發生在異國他鄉的那段“拯救”歷史，《忘記我》設置了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傳主錢秀玲的成長與生活及其錢氏家族的史詩傳記，另一條則是作者苦苦尋訪傳主傳奇故事背后的史料支撐。這些史料包括史學家最重視的所用材料的可靠來源以及搜尋史料過程中爬梳剔抉、辨偽識真的功夫，注重使用第一手史料、原始檔案、稀有文獻等。作者查閱了大量檔案手稿、解密文件、早期報刊等，盡可能通過信件、證詞、當事者的回憶講述等來還原歷史的真相。作者赴比利時尋訪，竟奇跡般找到了當年傳主“拯救”的惟一尚在人間、已103歲的“人質”幸存者莫瑞斯，他的親口講述，比任何曲折緊張的戰爭大片更形象動人。傳主不顧自身安危跟著艾克興地下抵抗組織領袖雷蒙，冒險驅車近200公里連夜從埃爾伯蒙村去舍佛堡“救人”的情節，哪是憑虛構就能令人信服的？從而無可辯駁地再現了歷史的真實場景，也更凸顯出傳主是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形下前去完成“救人”壯舉的。作者還帶領讀者走進當年艾克興地下抵抗組織領導人雷蒙之子家中，親眼目睹那輛當年曾載著傳主完成“救人”使命、如今已銹跡斑斑的老掉牙的雪佛蘭車，這無疑成為“拯救”故事的最有力的歷史物證。

除了傳主“救人”事跡以外，還有哪些曾被歷史遮蔽的史實與人物？以往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語焉不詳。尤其是遺漏了“拯救”環節中最重要而又關鍵的人物——傳主的堂兄錢卓倫將軍。《忘記我》首度以翔實的史料生動地披露了這位前國民黨高級將領，在二戰期間助其堂妹在異國他鄉挺身“救人”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沒有他，傳主不可能去找時任德軍駐比利時最高軍事與行政長官法肯豪森將軍求情。正是這位曾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的法肯豪森將軍與錢卓倫將軍結下的深厚情誼，才使傳主幾度為即將被槍殺的人質求情變得可能。傳主第一次救人，是為救鄰居斯捷潘神父的準女婿、破壞德軍鐵路線而即將被絞死的抵抗組織成員羅格爾。起初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而是先去鄉村郵局給萬里之外的堂兄發電報，“她要卓倫哥哥盡最快的速度跟法肯豪森打招呼，刀下留人”。錢卓倫收到電報后，“他以一位將軍的敏捷果敢，在最短的時間內，給他的朋友法肯豪森將軍發了一封急電”。此后，錢秀玲趕往舍佛堡的簡易行囊中帶著“卓倫哥哥寄贈給她和葛利夏的簽名照片”“卓倫哥哥涉及法肯豪森評價的親筆信件”“錢卓倫和法肯豪森將軍在五臺山寺廟前的合影”等。她第一次之所以能見到法肯豪森將軍，是“錢卓倫將軍的名字起了作用”。此后幾度拯救人質，都離不開錢卓倫將軍這層關系。與其說是錢秀玲“救人”，不如說是錢氏兄妹戮力同心、共同拯救的結果。錢卓倫將軍是不應被歷史遮蔽的“救人”的大功臣。何況，他的兒子錢克顯和兒媳王瑤君都是打入臺灣情報系統的中共特工，上世紀50年代夫妻雙雙在臺灣英勇就義，如今他們的墓碑就立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上。正如作者所述：“錢家的人，骨子深處都存放著祖先遺傳的基因，那就是關鍵時刻的斷然與果決，還有一份被溫和包裹著的剛烈。”

史詩兼備的文學表述

作為傳記，《忘記我》的文學表述清晰生動，藝術感染力很強，以此還原與再現的歷史場景非尋常筆墨可比。就敘述框架而言，此書采用了類似司馬遷《史記》的筆法，史中有論，事出有據，論從史出，史詩兼備。傳記文學的精彩在于史實與文采相互輝映，即史料考據與詩意書寫之間的審美統一。作者很清楚：“忠于事實的文字，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它不會撒謊，無論歲月更替、人事代謝。”

傳主在二戰期間究竟救了多少比利時人？這在之前的不少文本中含糊其辭。《忘記我》中首次披露了被拯救的確切人數，有樹立在艾克興市博物館前的黑色花崗巖紀念碑為證，上面鐫刻著：“錢秀玲女士總共拯救了110位人質的生命。”數字是歷史的佐證，但畢竟刻板而抽象。比紀念碑上冷冰冰的數字更具有人性溫情與審美意義的是，作者竟找到了1945年7月21日在艾克興市命名“錢秀玲路”落成典禮的珍貴視頻與當天出版的《艾克興周報》，其中登載著時任艾克興市長的致辭和錢秀玲的答謝詞。市長的致辭說：“當我們在這里集會，以比利時政府和艾克興市人民的名義，為格里高利·佩令吉夫人錢秀玲女士命名一條屬于她的道路，以表達我們對她的敬仰和紀念。她以超凡的勇氣拯救了我們110位反戰人士以及無辜民眾，她的卓越品格必將成為這座城市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坐標。此時此刻，我們通常使用的向來以其豐富語匯著稱的法語，突然變得如此蒼白和貧乏。是的，我們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詞匯來表達我們對她——佩令吉夫人錢女士的崇敬之情。”贊揚之詞中的數字已經化為“救人”的崇高與溫暖，無法用任何語言來表達的敬仰與感激。

而傳主的答謝詞堪稱是一篇充滿激情與詩意的人道主義宣言書，它更令人動容：“今日重返艾克興，向這座城市的人質、犧牲者獻上敬意，我倍感寬慰；大約一年多前見到他們時，心情是十分沉重的。能夠向這座城市友好的人民，尤其是向飽受德軍罪行之苦的人們獻上敬意，我感到十分榮幸；我與諸位一道，向為了國家的獨立自由而倒下的英雄們致敬。”說到自己當時去“為無辜的人質求情時，我意識到我是在為那些被最可怕的獨裁者即將奪走不幸生命而抗爭，我完成了這項偉大的任務。如果說，這些寶貴的生命因此而得救，那么我也獲得了獎賞：我雖無這樣的預期，但確實感到了一種少有而溫情的滿足，因為我履行了一項神圣的義務。自我踏上比利時這片國土，我便一直欣賞并欽佩你們的美好品質，你們的熱情和誠懇，讓我不知不覺地加入你們的行列之中。”這就是一個偉大的中國女性的風范：明明是如同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式善舉，卻誠懇地和比利時人民一道，“向為了國家的獨立自由而倒下的英雄們致敬”；明明是比利時人請求她出面解救人質，她卻說自己是“履行了一項神圣的義務”，并且是“你們的熱情和誠懇，讓我不知不覺地加入你們的行列之中。”由“救人”而變成了彼此欽佩，互相給予，共同拯救。這就把宗教式“救世”的憐憫之心，化成了中國人的善良、慈悲與仗義行俠的美麗形象。

錢秀玲無疑是身處異國他鄉的一張中國人的美麗名片。正如作者所言：“錢秀玲的事跡，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都是嘆為觀止的。”雖然她晚年多次說“請忘記我”，但既然她已經走進了那段難忘的歷史，要忘記她，何曾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