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湖北散文數量創新高的一年。在寫作本文的前期準備過程中，我閱讀到的在傳統紙媒和新媒體上公開發表的散文數量高達四百多篇，還有李專的《崇山之陽》、方鈺霆的《人間知味》、葉雨霞的《溫暖如你》、楊慶甫的《心歌如云》、靜月清荷的《秋盡一身輕》等多個散文集。而我深知，相對全年湖北散文作品的豐碩成果，我所搜集到的作品并不全面，尚有眾多遺珠。事實上，要做到絕對全面的概覽全年的湖北散文創作，也是一個難以達成、過于理想的目標。首先，這是因為2020年的特殊性。過去的一年是必然會在史書里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的一年，也是每個微小個體都真切體會到歷史在場感的一年。尤其是對于年初處于疫情中心的湖北民眾來說，可能大部分人都會深刻感覺到，自己不但參與了歷史，也被歷史參與了自己的人生。時代的洪流從平穩向前，到驟然拐進急流險湍，歲月轟然作響，事件驚心動魄，被裹挾其中的每個人或驚嘆，或高呼，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其次，也是因為散文這一文體的特殊性。散文的寫作方式靈活、文體概念寬泛。在我國傳統文體概念中，廣義的散文泛指詩歌以外的所有文學體裁，甚至包括經傳史書。至現代時期，在外來文學理念的影響下，許多文體，如雜文、報告文學、通訊、書信、傳記等，雖然看似紛紛自立門戶，實則并未與散文徹底斷絕關系，致使散文的文體邊界更加模糊。新世紀以來，散文和小說、非虛構文學等，復又出現文體融合的趨勢，因此，近十年來，散文的文體邊界問題一直是文學批評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但迄今仍未有獲得文學界或批評界一致認可的主流意見。這也增加了對散文全面搜集的難度。最后，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不斷降低著文學寫作和發表的門檻，散文的篇幅、寫法、主題等各方面都相較自由，更易受到創作者青睞。以上種種原因，合力形成了2020年湖北散文創作的熱鬧場面。創作數量龐大的散文作品，為處在歷史漩渦中的大時代，提供了多樣化的在場視角。

一、

疫情中的生活直擊與現場還原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隔離事件。湖北多地紛紛響應，號召居民自愿居家，非必要不外出。隨后的76天里，本省人民團結自救，外省醫護星夜馳援，中華兒女各自發揮力量，并肩攜手，共克時艱，贏得了艱苦卓絕的一仗。眾多湖北作家紛紛拿起筆，分享居家感悟，記錄抗疫故事，表現出了強烈的在場性。有些創作者本身就是一線抗疫的工作人員，在繁重的抗疫工作之外，仍抽時間以日記、手記、隨筆的方式，對抗疫畫面進行現場直擊和還原，如顏紅的《一個稅務工作者的抗疫日記》，從參與者的角度，還原了抗疫一線的諸多細節，獲得了2020年度《長江叢刊》散文獎。爾容的《在漢口當“守門員”》《綠葉對根的情誼》是以自己作為黨員下沉社區的所見所聞為創作素材，寫出了下沉黨員的辛苦不易，也寫出了下沉黨員的自豪感。蔡先進的《“有居民的理解，再苦再累也值”》是下沉黨員的一線工作日記，懇切書寫了在社區“卡點”的苦衷，呼吁居民的配合和理解。有些創作者作為一線人員的家屬進行抗疫觀察，如葉傾城的《武漢“圍城日記”：明天是新的一天》，作家的二姐是位醫生，作家使用了一種瑣碎、平靜的筆調敘事，卻依然不自覺的流露出了緊張感，那是醫護人員家屬在整個疫情期間繃緊的心弦所致。王金露的《兒子，等你一起看櫻花》，作為一線醫護人員的母親，她寫出了一位慈母既擔憂又驕傲的細膩感受，展現了含著眼淚的堅強。還有些創作者，是作為普通民眾，來記錄自己居家隔離的心得體悟。曾是流行病防治醫生的池莉，在《隔離時期的愛與情》《五十分之一：典型的一天》《對不起，添麻煩了！》等文中，誠實表現了疫情初期自己內心的焦灼，也提出了專業角度的抗疫建議。匪我思存的《武漢戰紀》由二十篇隨筆短文組成，記錄了她居家隔離的所見所聞所感，既分享了疫情重災區人民防疫的經驗，也向外省讀者傳達了武漢人“不服周”的頑強精神。曉蘇的《過年記》記取了自己在老家過年，受到鄉親重點關注和熱心幫助的溫暖。譚巖的《37.3℃》也是記錄自己返鄉過年的經歷，不同的是他們全家卻被家鄉民眾視為“瘟神”，處處躲避，而寫作者對于人性的洞察，使得作家對此并無怨忿，還大度肯定了家鄉的防疫工作的嚴密認真。朱朝敏的《庚子年的早春手記》是一組疫情期間的工作和生活手記，從個人化的視角出發，提供了對非常態生活的點滴觀察。舒飛廉的《圍城的第三天》《圍城的第五天，燈火可親》《開城這天》可以被視為是普通市民在疫情中自我鼓勵的心路歷程，從疫情初期的積極自我心理建設，到疫情過去以后的欣喜舒暢，讀之令人感覺十分親切。與之相似的有楊國慶的《把自我隔離變成“讀書集中營”》等文，展現了作為普通民眾，在疫情中通過閱讀轉移注意力，對自己進行心理建設的心得體會。

更多的創作者，在疫情中被醫護人員、科學家、社區工作者、各類志愿者的奉獻精神所打動，把視角從個人生活拓展到了他人故事。劉益善的《為了大城重啟》是書寫的普通人的戰疫故事，而《一個詩人的戰疫詩篇》則是記錄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閻志的公益善舉。李魯平在《值此之際》《往返最后一公里》《輾轉的春天》等多篇文章中，記錄了社區工作者、本地醫護、外地醫護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在疫情中的勇氣和擔當，在《武漢，一道道大堤》中，更是由作為地理坐標的長堤、張公堤，寫到了作為精神堤壩的武漢抗洪史實和戰疫進程，打通歷史和當下的脈絡，梳理山河地理與楚地民風的關聯，篇幅不長，卻格局龐大。劉詩偉和蔡家園兩位作家，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出入抗疫一線，通過對科學家、醫護人員、志愿者等進行采訪，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生命之證》的同時，創作了散文《生命之歌——武漢抗疫記》，講述了采訪感悟，提煉了在采訪中捕捉到的人性閃光時刻。戢蘭芬的《成長》《一個叫紹紹的姑娘》等文，聚焦年輕醫護群體在疫情中的堅韌和無私，打破了關于90后嬌慣、自我中心等刻板印象。徐魯的《每一根蔥須都洗得干干凈凈》記錄的是貧困山區長樂坪鎮的鎮民，在疫情期間為武漢送菜，用每一根蔥須都洗得干干凈凈的細節，刻畫鎮民的淳樸和對同胞的真誠；《全世界都在等待你的黎明》則不僅記錄國內同胞之誼，還傳遞了來自海外友人的善意和對武漢的關切，印證了人類是個命運共同體；《新“英雄兒女”的故事》則從杜富國和杜富佳兄妹、董存瑞的外甥艾冬等人的感人事跡中，提煉出愛國傳統在一代代中華兒女心中的傳承脈絡。任蒙的《她與病魔較上勁兒了》選擇了一位在工作中感染新冠的醫護作為表現對象，視角有別他人——他沒有一味歌頌這位醫護的勇敢和無私，相反，他寫出了這位醫護在病中的驚與慌，對家人的愧與憾，惟其如此，才更顯真實人性。嚴輝文的《樟樹是春天的尺度》以片段剪切的方式，展現了一位社區下沉黨員的多個值班夜晚：夜夜因公事難以安眠的黨員，無數次“被迫”欣賞路邊樟樹的剪影，心中沒有怨忿，只有苦中作樂的安然，他對黨性的信仰和篤行，正如樟樹對春天的信念和堅守。趙麗的《從深圳回來的擺渡人》表現了一位鄂籍企業家在疫情中滯留湖北，利用自己的商業資源，多方奔走，籌集口罩，貢獻愛心，卻在返回深圳的路途中被多方攔阻，刁難、甚至威脅的經歷，不僅表現了新時代青年企業家的公益熱情，也客觀反映了在疫情中部分基層網格員工作的粗暴和無序，既摹繪了陽光，也勾勒了陽光下的陰影。此外還有翟彥欽、梅贊、帥瑜、段吉雄、李林、翟錦、高士林、楚小影等等，都生動描寫了的抗疫一線工作者的形象，還原了抗疫一線的英雄畫面，共同書寫了具有驚心動魄、有血有肉的中國抗疫故事。

散文是最靈活、真誠、也是最突出主體性的文體之一。對個人經歷、感受、觀察、識見的強調，常常使得散文創作者過于放大主觀性，從而遮蔽或過濾掉部分生活原態元素。但在上述關于疫情的散文創作中，我們卻欣喜的發現，不少創作者在充沛的情感表達的同時，依然保持了工具理性。正如李魯平在《往返最后一公里》中所說的，這世上沒有不咬牙的堅強。難得可貴的是，多位創作者不僅僅歌頌了咬著牙的堅強，也忠實記錄了堅強背后的“咬牙”，從多個角度切入，視線相互交錯，最大限度的保證了全面、客觀的生活質感。

二、

常態防疫時期的生活再發現

2020年3月以后，全國抗疫形勢向好，湖北各地陸續復工復產。4月8日，武漢也正式解封。經歷了疫病的沖擊，公眾心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重返常態生活成為一件似易實難、且需要調動生活智慧才能推進的事情。眾多創作者再一次借散文這一靈巧的文體，納須彌于芥子，在尋常生活中觀眾生萬物，又在眾生萬物中重新發現生活、確立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并由此重塑生活的儀式感和生命的尊嚴感。從題材上講，大概可以被分為清歡有味，人間食事，懷人憶舊，歷史人文這四類。

突如其來的疫情給湖北、乃至全國人民的生活踩了一腳剎車，讓冗雜、繁忙而高速的現代化生活被迫慢下去，所有人都獲得了一段與自我獨處，或與家人相對的時光。一些基礎、簡單、在物質和精神重壓下常被人忽視的事物，重新煥發出耀眼光芒，比如健康，比如陪伴，比如知足常樂的心態。進入常態化防疫階段后，眾多作家較之往年，更加樂于著眼于生活中瑣碎、日常的快樂，或由平凡的世俗生活中提煉哲學思索。比如葉梅在《巴東小城的年味》中回憶了家鄉古舊的年俗，字里行間充滿歡欣和溫暖。劉醒龍的《善飲止于善醉》漫談親友的“飲事”，用筆疏朗，行文爽闊。葉廣岑的《貓的悲喜劇》寫的是作者旅居日本時收留了兩只貓，離日時轉交日本友人收養，這兩只日本貓卻只能聽懂漢語，些許小事，寫得妙趣橫生。徐魯的《媽媽，媽媽，我得了個獎》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庫切的獲獎發言，歌頌母愛的偉大，也抒發子女欲與父母分享榮譽和成就，父母卻不在人世的遺憾。葉傾城的《談健康》直抒胸臆，提出“有些事，不在拼命，在長命”的觀點。謝倫的《大薤山記》呈現了大薤山一代的鄉村經濟欣欣向榮的可喜圖景。帥瑜的《從這個春天出發》寫的是早春采茶的興奮和激動，不僅僅為了春天的茶獲，也因著抗疫形勢轉好的喜悅。翟彥欽的《最是人間煙火味——東門菜場》寫的是買菜的樂趣，生發彌漫的是對生活的熱情。黃明山的《消失而后美》由自然界中眾多不長久的美景好物說起，最終傳達了一種樂生惜時的生活態度。菡萏的《繪事一》記錄自己師從唐明松先生學畫的諸多繪事，從繪畫中的匠心意趣，點明做人的審美和涵養一如繪畫，“無塵才見藝”的主題。此外還有陳應松、舒飛廉、鄭能新、牛合群、蘭善清、吳斌、孔帆升、馬紅霞、高士林、熊雷、梅贊、袁南成、朱光華、萬華偉、柳曉春、謝俊軍、肖靜、程建等等多位作家的寫景散文，描山摹水，各抒胸臆，各有特色。

“民以食為天”，食物帶來的熱量，不僅熨帖著人們的胃，也溫暖著人們的心。每一地都有獨有的食物，每一家都有獨有的作法，這使得食物與鄉愁、思親、懷舊種種情緒產生了強烈的鏈接，最能展現柔軟的情緒，也最直觀的傳達對生活的熱忱。比如池莉《小菜的小，雖小卻好》從手工小菜的復雜工序、制作耗時，生發出對于工業小菜逐漸取代手工小菜的喟嘆，流露出對各種手工技藝失傳的惆悵；《葷菜素做素菜葷做》《紅艷艷辣椒掛起來》則都是由做菜或釀制干貨，推及做人的道理，言辭爽利，讀之如品佳肴。舒飛廉的《芝麻葉莧菜》由莧菜之味，漫談至莧菜的歷史典故，最后以莧菜之藥用收尾，雅俗并置。嚴輝文在《肉丸子的春天》中興致勃勃的言說了陽邏人吃年飯必備肉丸子的習俗，也追憶了童年時過年吃肉丸子的美好記憶。段吉雄的《紅米黃酒》則寫的是紅米黃酒的釀造過程，刻畫了這一過程中釀酒農民的力與美，有著類似電影《紅高粱》“祭酒神”片段的美學效果。朱朝敏的《不畫梨》從故鄉對梨的雅稱說起，借由寫梨，吃梨，鋪陳出鄉間一位寡婦的人生，寥寥千字之間，起承轉合一氣呵成，頗見功力。吳斌的《我在旅途當大廚》看似寫廚藝心得，實則表達的是有技傍身的驕傲。

懷人憶舊題材的散文，最能凸顯新世紀以來，散文與小說文體融合的趨勢。由于每個個體都具有獨特的生存經歷和生活經驗，這一類題材的散文常常既有從親身出發的真實感，又有小說的傳奇性。比如溫新階在《備忘錄》中追憶自己的青春歲月，隔了多年的時光回望，作者依然能夠纖毫畢現的描繪出，年輕的自己在無數個加班的夜晚之后，站在星光下，感受到的天井里的風的氣息，強烈的畫面感渲染著生命的真實，自然的美好；他的《老師》描寫了一位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以吝嗇聞名的小學老師，連他人借一口已經彎了的針都要記賬，卻在改革開放以后，每年資助三個中學生求學，由此提出了人心之善是否會被經濟環境左右的哲學命題。徐魯的《孔雀河邊》是具有報告文學特征的散文，記敘了參與新中國核試驗事業的老一代革命者和科學家們，在艱苦的自然條件下隱姓埋名，默默奉獻的動人事跡。周凌云的《為屈原守靈》講述的是屈原廟的守護者徐正端的故事，老人對屈原精神、對楚辭藝術的執著熱愛，在物欲橫流的社會里閃耀著華彩。李鵬的《大堰外》用平淡、樸實的筆調，呈現了勤勞、能干的祖父春寒栽秧，暑熱雙搶，冬挖野藕的多個人生片段，文字流暢、生動，富有紀錄片畫面的質感，證明了貼近生活、富有感情的散文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余秀華的《人與狗，俱不在》也是懷親之作，同時也拷問了死亡這一終極命題。顏回豐在《保安姚大哥》中書寫的主人公姚大哥身處底層，即貧且殘，在大眾看來屬于弱勢群體，卻憑著積極樂觀的心態活成了精神上的強者。魏天真《比四月更殘酷的月份》追憶童年伙伴崔連云自殺的往事，從童年的“我”有限的視角出發，給出有限的線索，留給讀者關于主人公為何自殺的謎題，并由此引發關于兒童教育的思考。江清和的《娘真的走了》和《生日之痛》，唐本年的《伴隨母親的日子》，以及鄒龍權的《櫻桃紅了，母親老了》都是感念母恩之作，孺慕之情感人至深。菡萏的文風雅致，她的《春天還是春天》講述了一眾文友為落魄畫家開畫展，籌醫藥費的故事，眾文友對藝術的熱愛和對善良的堅守令人肅然起敬，共同在物欲橫流的時代維護了人性的尊嚴；《歲月常賒》塑造了一輩子體面、講究的爺爺、溫柔的二姑、敞亮的老姑等一系列生動的親人群像，以及親人之間血脈相融、肝膽相照的情誼；《雪落的地方》回溯了母親的幾個姐妹的人生，婉嘆美麗紅顏多舛的命途，其展現出的美被人世侵蝕、消磨的過程令人心碎。塞壬在《即使雪落滿艙》中寫到父親游走在暴戾和良善的人性兩端，在黑與白的撕扯中，父女關系不斷嬗變，最終在父親當啷入獄后，親情反而得以修補，全文對人性的剖析入木三分，敘事引人入勝，可視作小說化的散文。喻之之的“世態百相”系列是漢味散文的可喜收獲，濃郁的方言韻味不僅增強了敘事的地域特色，制造了陌生化的審美效果，還表現出武漢人特有的心理、性格蘊含。她的人物系列生鮮潑辣，筆下的男性多是地方“能人”，相較而言，女性角色則更多樣化，更細膩，余味更悠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堅強、自尊，活出了自己的腔調的《花樓街的姑太》，無論順境逆境，都用從容不迫的姿態維持尊嚴的《許家橋的姑奶奶》，為原生家庭無私奉獻的《姐姐姐姐》，被結構性的男權社會侮辱和損害的《洞庭街的珍珍姨》，以及寫出了女性之間即隔閡又懂得的微妙關系，充滿了女性主義的色彩的《奶奶的千層底》。

李修文在《當代》雜志上開辟的《詩來見我》散文專欄中的系列作品，是去年湖北乃至全國文化散文的最重要收獲之一。通過品讀杜甫、白居易、劉禹錫、元稹等人的詩歌，穿越歷史的歲月屏障，將當下個體與古代詩人的人生際遇相連，產生跨越時間維度的生命共鳴，更透視中華文脈和華夏精神綿延數千年的傳承路徑。陳應松的《漢風凜冽》想象了徐州漢畫像石在漢代的創作過程，細析其中蘊含的藝術之魅和大漢風骨。劉益善的《楚地情懷》和任蒙的《路過黎元洪故里》都是講述楚地名人和名勝掌故，富有豐富的歷史底蘊。李魯平的《上云巖》以貴陽云巖為地理坐標，將王陽明、徐霞客、尹道真等文化名人的人生片段串聯、疊置，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大氣象。徐魯的《舊書商的美德》談傳統書商的愛書惜書，菡萏的《攤事》談賞玩古玩之道，都是文人雅事，也表現出作家們對凝結著人類勞動和智慧的物事的尊重。魏天無的《雪中的海子》記錄自己到海子故里的追訪之旅，對于無數喜愛詩歌、重視生命詩意的人來說，追訪海子，也是一種思考生活本相的路徑，更是對充滿理想情懷的年代的致敬。溫新階的《舞者》以鄂西土家族的跳喪舞為主要書寫內容，死亡是最深刻的人生問題之一，向來被視為最沉重的悲苦意識的淵藪，但土家族面對死亡，卻有著獨有所長的智慧和成熟態度，將死亡視為不同形態的生命延續，強調無論生死，都要樂生惜時。這種豁達樂觀的生死觀，在大瘟疫肆虐的年份，能帶給人有益的啟發。周火雄的《孔垅打歌》則以湖南打歌為書寫對象，詳實的記錄有助于補充民俗文化的研究素材。

三、

在場視角的優勢與局限

大疫之年，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個體與世界之間的鏈接，變得空前緊密而清晰。再加上，散文本就是一種主體意識強烈的文體，這使得以上眾多散文作者，通過創作對個體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對廣闊的當下社會和日常現實，進行了全方位的觀察、思考和介入，并由此體現出了一種積極的入世態度，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豐盈化和飽滿化。這無疑是在場視角的最主要優勢。與此同時，具有強烈在場感的散文作品，在特殊的年份，還能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讀者通過閱讀此類散文，尤其是關于防疫、抗疫一類的作品，能夠使得在疫情中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客體化，獲得溫暖的鼓勵，從而排遣不良情緒，疏導心理壓力。

如果非要說從在場視角出發的散文創作，有什么局限之處，可能在于部分創作者在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對世界的觀察，對生活的探索，對自身及他者的思考流于表面，不夠深入，難以從真實的生活圖景和個人感受出發，生發出真正觸動現實的力量。毫不夸張的說，散文創作已經步入了全民寫作的狀態，只要有包括手機在內的各種電子產品在手，每個人都可以隨時在網上記錄生活，抒發情感和議論，并且由于散文文體的寬泛和邊界的模糊，只要當事人愿意，都可以將其稱之為散文，正如今天只要當事人愿意，就可以將各種移動電子設備中存儲的隨手拍照片稱之為攝影作品。當散文寫作者自身的學識、素養、人生經歷等各方面都不足以為自己的寫作提供堅實牢靠、深入地心的基礎時，其創作中蘊含的所謂的哲理升華或經驗心得，就不免會變成雞湯說教，呈現出庸俗的品相，很容易被讀者閱后即忘，久而久之，也降低了讀者對散文的審美期待或閱讀印象。

因此，創作者的觀念和態度同等重要。縱觀我國由古至今的散文創作，其文體和創作理論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螺旋式的路徑。古代散文指向的是非韻文、駢文以外的所有文體。現代時期，在西方詩學影響下，我國散文創作汲取“essay”所具有的篇幅精悍和立論鮮明兩大特征，呈現出有別于其他文體的特色。到了新世紀，散文復又出現與其他文體融合的趨勢，尤其是在近十年愈加明顯。散文創作的全民參與，其理論建設的眾聲喧嘩，既是社會文化多元化的回響，也意味著散文創作藝術的失范時代的到來。在這種現狀下，散文寫作者的真誠態度可能已變成一個基本門檻，單純的隨心而發不如“觀念先行”，寫作者必須有清晰的自主創作意識，形成個人化的創作觀念，并用其指導自己的創作，才有可能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散文作品中實現突圍。

在這方面，李修文近些年來進行的散文文體實驗，可以被視作一種示范。以謙和、慈悲的同理心深入生活，調動自身的真情實感，同時在語言層面和表現形式上進行創新，將情感的真實與藝術手法的多元相結合；保留主觀在場性，同時以豐厚的情思和識見做底，盡可能避免個人視角對某些客觀現實的遮蔽；反映當下現實，同時積極吸收傳統散文的優秀質素……惟其如此，散文創作才能從主觀的個體經驗和細膩的個人視角出發，產生真正觸動讀者和現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