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與變化”筆談系列

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一直是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也一直是當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關于1990年代之前的文學史分期問題，研究者有基本的“共識”，但涉及1990年代及其后續的文學史分期問題，卻仍處于“探討”階段。有鑒于此，2020年10月9日—10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蘇州大學、中國現代文學館、廣州大學、沈陽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學者在長春舉行“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與變化”研討會，就當代文學的新變與分期就行了深入而廣泛的討論，并最終以“‘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與變化’筆談”的系列文章形式刊發于《文藝爭鳴》2021年第2期上。文藝批評將陸續推送該筆談的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張均老師的《“短20世紀”與“當代文學”》文章從“變”/“不變”的觀察角度出發認為以“變”為旨的叛逆性的當代文學始于1917年新文學運動而終結于1990年代前期，這70余年時間與霍布鮑姆斯所論“短20世紀”大為接近，其以關注弱者，藉敘事而求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的革命本質為其整體精神底色。90年代當代文學的終結既是中產階級崛起的產物又是在“告別革命”的大勢之下的必然。當代文學的起源與下限的確立是不同觀察角度的闡釋框架的敘述，又是種種價值判斷爭鋒的結果，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當代文學發展與變化中的問題空間。

“短20世紀”與“當代文學”

當代文學史的下限問題，以我的理解，實際上是要為當代文學 70 年尋找一個時間節點，一個結束與開端的文學史時刻。顯然，這一尋找注定與特定的文學史話語體系相關聯，并會因此而呈現出差異性的結果。就我自己而言，我愿意把這個時間節點放在 1990 年代前期。當時有兩部小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一是《活著》。兩部小說共享了一個名字：“活著”。何謂“活著”？即放下桀驁不馴的靈魂，不“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活著”，開始馴從于現實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文化秩序。兩部“活著”小說的出現，可謂一個意味深長的“靜悄悄的變化”。實際上，這也是當代中國社會中產階層重新崛起的結果。從中外歷史上看，中產階層都是“社會矛盾的妥協性、平衡性的力量”，“他們深知自己的福利在于一個繁榮和健康的城市社會”，故當“破壞性的暴力”出現之時，中產階層“必然是不支持任何對社會本身的過激行為”。(1) 而所謂“桀驁不馴的靈魂”，恰是中產階層不大親近甚至頗感抵觸的對象。中產階層的崛起，將當代文學 70 年劃分為前后兩截。前半截是立足于弱勢階層的以“變”為旨的文學，后半截是以中產及以上階層為本位的以“不變”為旨的文學。當代文學如需尋找一個下限，那么 1990 年前期作為一個粗略的時間節點，或可參考。

不過，“變”的文學結束于1990年代前期，其開端卻并不在1949年這一天翻地覆的政治時刻。溯其開端，則要上推到1917年新文學運動肇啟之時。從1917年到1990年代前期，這70余年時間，正與霍布斯鮑姆所論“短20世紀”大致接近。霍氏以歐洲歷史為據，將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這一“極端的年代”稱為“短20世紀”。國內學者汪暉也借用此概念討論現代中國史，不過汪暉更強調革命對于相似歷史時期的支配性作用：“真正在20世紀與19世紀劃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內外條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內容、革命的主體、革命的目標、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發生并持久化的區域、革命對于世界格局的改變。”(2) 顯然，若以革命為標識，中國文學同樣存在“短20世紀”，因為“革命”本質上就是針對舊的“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 , 及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3)，所謂“變”的文學，正以此根本性變革為旨歸。其實，“五四”之后的新文學、社會主義文學、“八十年代文學”，雖以“重寫文學史”眼光觀之其立場之異、正義訴求之別極為觸目，但置諸更大的文學史視野，它們本質上皆屬立足于弱勢階層（不同時期、不同作家對于“弱勢”之理解差異頗大）的“變”的文學。對此，安敏成指出：“（現代）中國人對現實主義的偏愛，部分由于它對中國社會中‘別人’的關注，在歷史上這些‘別人’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力。將這個被忽略的群體納入到嚴肅文學的視野里，在某種意義上，對于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十分重要的。”(4)可見，對于“別人”（弱者）的關注、藉敘事而求“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是“短20世紀”中國文學普遍特征。當然，這并非說其間無偏離弱者立場、淡漠于正義召喚的文字，而是說其整體精神底色如此。

新文學以挑戰舊的文化秩序為旨，魯迅、郭沫若、巴金等少受嚴復、梁啟超影響，將國勢疲弱、民族命運陸沉之因歸于文化，誓將以寫作蕩滌舊的文化與思想。他們希望“以新思想夾在新文學里，刺激大家，感動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5) 于是，他們策略性地“遺漏”傳統社會中諸種幸福事實，而有意遴選其中各種頹敗的人生故事，并以“禮教吃人”之因果機制將此類故事戲劇化、普遍化。經新文學30年，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作為“被建構的傳統”，終于在大眾意識中大幅喪失存在合法性。批判、改造傳統文化，既是文學的文化實踐，更往往演變為現實的社會實踐。不過，這一集中于、局限于文化層面的“變”，并不為更激進也對身邊民眾有更多“不忍之心”的革命文人所認可。從 1920 年代末“革命文學”開始，尤其是從 1942 年延安《講話》開始，革命文人念念不能忘懷現實中大面積的 “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人。顯然，對于閏土、楊白勞一類低層人物，啟蒙式文化批判又能于他們的現實困境有幾分助益？于是，從解放區文學到社會主義文學，作家遂棄文化改良而求政治經濟制度之根本變革。更具現實解釋力的馬克思主義遂成作家遴選“可以敘述之事”的策略。周立波、梁斌、梁信等選擇性地呈現民國時代的制度性悲劇，并以壓迫 / 反抗之因果機制貫徹其中，強力挑戰此前新文學不曾深入其中的以權力、金錢優勢為根基的精英政治。這種桀驁不馴的文學，前所未有地反叛此前“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 并事實上參與了現實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雖然進入 1960 年代以后，這種反叛文學終究喪失自我挑戰的勇氣，但它的不馴從于精英政治及其文化的底色仍持續了相當時間。“八十年代文學”則可謂是新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的合體：它既在“文明與愚昧的沖突”的視野中反思傳統文化，也在比較節制的意義上批判剛剛過去的政治與政策。不過，1980 年代中后期出現的“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第三代詩歌”，卻以猛烈無加的后現代主義矛戈猛擊革命與啟蒙。它們終于造成了“短20世紀”文學的全線瓦解，但自身亦因為解構而解構、為反抗而反抗而成為文學轉型時代的過渡品。

以“變”為旨的叛逆性的“短 20 世紀”文學，在1990年代前期基本畫上了句號。雖然此后文壇上還出現了“新左翼文學”“新傷痕文學”等倡導，但“告別革命”的大勢已難逆轉。此為百年文學之大變局。從當代文學 70 年看，當然也是前后兩截、迥然相異的分野。19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 21 世紀以來的文學，分兩脈向前發展。一脈退守個人生活，以私人化“小歷史”為對象，在傷感與凝視中逐漸穩定為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美學。另一脈則與市場共謀，造就其勢如潮的大眾文化。其實也是當代青年文化的主流。戴錦華曾嘆息說“：我和更年輕的一代在一起的時候，經常是我表現得很幼稚，而他們表現得很成熟。所謂的幼稚和成熟就表現在我們對既存現實、秩序的不同態度上。他們會認為當然如此，有什么好大驚小怪的？或者他們認為這是不可改變的，討論改變有意義嗎？”(6) 當然，置諸古今之變視野中，如此轉型也可說是恢復常態：唐宋之際的詩詞，又何嘗不是中產階層的日常詩學？宋明以后的小說、戲曲，又何嘗不是大眾有關權力與金錢的欲望想象？比較起來，從魯迅到柳青，那種不馴服于現實、藐視金錢與權勢的寫作，倒更像文學史的另類。

以“變”/“不變”、馴服 / 不馴服之別，可以認識“短20世紀”中國文學，也可為當代文學劃出適當時間節點。不過，這究竟只是一種觀察角度。若從其他角度著眼，自可有更多合理理解。比如，若以晚清至“五四”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么所謂“短 20 世紀”文學和當前文學，就都只能是與古典相對的“現代文學”，若從文學由“內循環”向“外循環”的轉移觀之，加入世貿組織（2001）以后的中國文學，較之此前主要限于一國之內的文學，無疑更近于“世界文學”。因此，兼取不同闡釋框架以觀之，可更見當代文學發展與變化中的問題空間。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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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崗《：醉談風雨六十年：三醉人對話錄》，大山文化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4-85 頁。

（2）汪暉《：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年版，第 30 頁。

（3）［美］亨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年版，第 241 頁。

（4）［美］安敏成《：現實主義的限制》，姜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8 頁。

（5）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改革》，《傅斯年文集》，第 1 卷，中華書局，2017 年版，第 273 頁。

（6）戴錦華《：我不想向年輕人的年代投降》，http://jiliuwang. net/archives/7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