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0月15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些論述為文藝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別的文藝觀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尤其強調人民性。早在19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提出了文化藝術的“人民性”的概念，舉起了維護作品人民性的旗幟。如馬克思1842年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就有針對性地說：“出版物是歷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開表露”。1870年，恩格斯在《愛爾蘭歌謠集序言札記》中，表達了對16世紀以來備受迫害的愛爾蘭彈唱詩人的極大同情，肯定了彈唱者的殘留作品為“最優秀的遺產”，評論“這些歌曲大部分充滿著深沉的憂郁，這種憂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緒的表現”。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了文藝作品的人民性。

至于“人民”的概念范圍，列寧在1905年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說：“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煞各種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把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確定的成分聯為一體。”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內容。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當下，強調文藝創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應該創作出反映最廣泛人民群眾心聲的文藝作品。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家藝術家就要有人民立場，在創作中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不可推卸的“天職”，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自己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我們一定要牢記創作的使命，從立場、觀念上解決“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根本問題，端正文藝創作的方向。俄國評論家別林斯基曾批判“不把含有歷史意義的合理內容作為當代意識來反映的藝術”，進而批評一些人不要只把自己的創作“局限于‘小鳥的歌唱’，只創造自己的、與當代歷史的及思想界的現實毫無共同之處的世界”。

在今天，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原則面前，我們應當反思自己的創作：我們的創作是不是與人民、與歷史、與時代背道而馳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必須面向人民，從感情上熱愛人民，從行動上表現人民如何創造歷史、創造新生活，就要深入火熱的現實生活，虛心做人民群眾的小學生。陜西作家柳青、河北作家賈大山等，都為我們樹立了熱愛人民、深入生活的好榜樣。當下的文藝新秀層出不窮，他們普遍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躍，創作豐富，也創作了一些比較好的作品。但總體而言，需要更多的青年作家克服浮躁心理，肯于像老一代作家藝術家那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們也欣喜地看到，在脫貧攻堅、抗擊疫情等實踐中，始終活躍著青年人的身影，而我們的青年作家藝術家也要在文藝世界中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新一代作家藝術家們敢于走出自己的小安樂窩，離開高貴的象牙塔，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尋找創作的素材。現在我們的文藝創作如何從“高原”走向“高峰”，與文藝創作者的生活積累息息相關，與他們和人民群眾結合的廣度深度緊密相連。列寧曾經說過：“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并使他們得到發展。”對于當下的寫作者來說，就是要深化責任和使命，真切反映現實的巨變和人民的心聲。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感恩人民群眾為我們提供了藝術創造的原材料。他們是歷史的演出者和編劇，也是任何作品的評判者。馬克思說：“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俄國阿·托爾斯泰也明確地說道：“藝術首先是人民的。因此，藝術的創造者和品評者是人民，也是我們大家。”“人民，就是藝術的法官。”別林斯基則說：“讀者群是文學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毛澤東論及作品要通過社會效果來檢驗。周恩來也說，戲劇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而不是領導回答”。人民，就是評判藝術的絕對權威。

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創作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針對文藝發展的大勢和文藝界的一些痼疾而提出的。他高瞻遠矚地強調，“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這些都給我國文學藝術的創新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我們要牢固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偉大作品。讓我們用創作實踐來證明吧，這是一條艱辛而光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