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期，用“雨后春筍”形容全國各種文學刊物的誕生最為貼切，其中《當代》僅憑這個刊名，就讓寫現實題材的人感到親切，覺得離這家刊物很近。1980年我到文學講習所進修，講習所聘請了幾位文學大家擔任導師，像中彩一樣我被當時的《當代》主編秦兆陽先生選中，做了他的學生，自然也就跟《當代》結緣。從文講所畢業時，秦先生給我留了個作業：給《當代》寫個中篇。

當初進京上講習所，曾費了好大的勁，幾經周折才請下假來，回廠后自然要好好表現，一進入車間的生產節奏就身不由己了，任務堆積如山，設備需要檢修，有近半年的時間根本顧不上想自己的小說，但也不敢從心里真正放下導師布置的作業。進入冬季趁車間的大設備檢修，我開始寫《赤橙黃綠青藍紫》。

那時我的寫作習慣是趁歇班連軸轉，上班的時間不要說寫小說，連想想都不可能，等到周末從晚上開始，一直干到周一的早晨上班，動筆后中途最好別間斷。寫短篇至少初稿就完成了，寫中篇不行，下個周末再接著干。寫到三萬多字的時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創作的興頭上，一個朋友來串門，他是一家文學刊物的小說組長，看我正在寫小說，自然要看一看，看了幾頁就強行將我三萬字的稿子裝進他的書包，說不打攪我寫作，帶回去仔細看。我有點著急，趕緊申明這是給《當代》寫的，是秦先生交代的任務，無論如何你們不能用。

一周后他把稿子送回來了，還沒頭沒腦地扔出一句話：送審沒過關。我說這又不是給你們的稿子，你送給誰審呀？他說如果主編相中了我們可以先發，結果主編不僅沒有看中，還讓我提醒你，這部小說有種不健康的和反政治的傾向……我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原本對這部小說很有信心，自認為里面是有新東西的，這個新東西就是人物，小說的男主人公是個抗上的玩世不恭的青年，有些壞招怪點子很讓領導難堪，但在青年人中他卻是個有本事有影響力的角色。這怎么就“不健康”乃至成了“反政治”呢？但我還是將寫作停下來了，一直等到離答應的交稿時間近了，我也沒有想出該怎么解決“不健康”和“反政治”的問題，就只好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寫完了再說。

我在《人文大樓里的故事》一文中，曾提到了這部小說最終得以問世的過程。到了該交稿的日子，我干了一個通宵，小說還是未能煞住尾，早晨七點多鐘，老婆上班道遠已經走了，按慣例我負責送兩個孩子，一下樓就看見《當代》的編輯賀嘉正在樓前轉悠，他是奉秦兆陽先生之命，乘從北京到天津的頭班火車來津取稿。我只好讓兒子先把他妹妹送到幼兒園后再去上學，我陪賀先生回屋。那時我住工廠分配的一個“獨廚”，即一間臥室外加一個自己使用的廚房，兩戶共一個單元。賀先生跟著我胡亂吃了點早飯，我告訴他小說還差個尾巴，估計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經寫好的六萬多字，請他在臥室里的小桌上審閱，我將切菜板搭在廚房的水池子上寫結尾。直干到傍晚，我寫完了，他也看完了。其實我在外邊寫著，一直留心他在屋里的動靜，他一天幾乎沒怎么動屁股，我心里對自己的小說就多少有點底了。最后他提了幾處小意見，我當即就處理了，他說大主意還要等秦老看過稿子之后再定。

沒過多久，我接到秦兆陽先生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來的七頁長信，肯定了小說，并通知我小說擬發在新年第一期的《當代》上。我既感動，又深受鼓舞，天下的編輯與編輯、主編與主編，差別何其之大！之后不多久我寫了一篇小文，叫《水泥柱里的鋼筋》，表達對編輯的尊重。如果以構建房屋比喻文學創作，作家或作品是一根水泥柱，那編輯就是水泥柱里的鋼筋。正巧花城出版社要將我近期發表的小說編一個集子，征得秦先生同意，便以他的長信為序。

幾年后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蛇神》，也是在《當代》發表的，順理成章書也在人文社出。“二校”都結束了，突然接到河北一位老作家的電話，他說昨天去人文社聽到編輯們在議論，說我把《蛇神》又給了百花出版社，想兩家同時出。我一聽就急了，兩家社同時出是不可能的，誰在造這樣的謠言？在我這樣的業余作者心目中，人文社就是中國的皇家出版社，能在人文社出書是求之不得的，怎么可能舍高就低！我大半輩子都在吃急性子的虧，當時在氣頭上就給人文社的領導孟偉哉先生寫了一信，要回了《蛇神》的版權。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河北那位老作家不是壞人，就是嘴太快，愛傳閑話。后來有人告訴我是天津有人到人文社“散風”，毀了我的好事。

那件事讓我最感對不起的就是人文社的老編輯王洪謨先生，那真是學者，且敦厚謙和，很長時間我不敢去人文社，不敢見他。人文社有一批大編輯，真是能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而且從未見他們爭過什么“京城幾大編”的名號。數年后我還是把《蛇神》的版權拿給人文社，成全了自己的心愿。

選自《當代》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