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在發展前行的歷程中，一直伴隨著與各種自然災害和疫患的斗爭，當下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就是對人類最嚴重的侵害之一。其來勢兇猛，猝不及防。面對狂魔，經歷過五千余年苦難和輝煌的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精神，展開了全民抗擊病魔的斗爭。一個個向死而生、逆行出征，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段輝煌史實必將載入人類發展進步的史冊。

當我們站在歷史的瞭望臺上，穿越時空，回眸上世紀50年代中國消滅血吸蟲病的斗爭，會看到那場壯舉，同樣創造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當時的重疫區江西余江縣率先在全國（也是全世界）消滅了血吸蟲病，為此毛澤東主席欣然命筆寫出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抒發豪情，震驚了世界。

跨越60多年的兩場同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病魔作斗爭，都率先在中國取得巨大成果，這是為什么？讓我們重溫一下兩位領袖的講話，便可從中得到啟發。當年面對血吸蟲病肆虐，毛澤東主席說：“……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蟲病要當作政治任務，各級黨委要掛帥，要組織有關部門協作，人人動手，大搞群眾運動。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當下面對新冠病毒的侵害，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為了人民的生命負責，什么代價、什么后果都要擔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兩位領袖擲地有聲的講話，雖然時隔60余年，卻體現了同樣的思想與情懷、同樣的意志與膽略、同樣的決心與行動，體現了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宗旨與初心，從而凝聚了中華民族戰勝一切頑敵的力量，這就是偉大的新中國之所以能在人類命運的大考中交出優異答卷的根本原因。

回到大型贛劇《生命至上》的劇本創作，這部劇作的內容意在表現當年余江人民消滅血吸蟲病的斗爭。血吸蟲病的發生有著2000多年的歷史，曾在世界73個國家流行，發病人數過兩億人。到解放初我國有1000萬人患疫，一億人受到疫情的威脅。在世界醫學史上，尚沒有消滅血吸蟲病的任何記載。而在我國江南重疫區的余江縣，僅用兩年的時間，就根本消滅了血吸蟲病，豎起了全國第一面血防紅旗，打破了血吸蟲病不可防治的傳言。作為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作為生長在這塊紅土地上的藝術工作者，更應該為之自豪。

血防斗爭取得的輝煌成績，新聞報道式的羅列好人好事和晚會式的口號宣傳顯然不是藝術的表達。這個題材切入的角度和表現方式有多種選擇。早年的電影《枯木逢春》和前幾年的贛劇《紅雨青山》都對這一題材有了恰當的闡述，樹立了兩種范例，很有學習借鑒的意義。然而當時尚沒有新冠疫情的發生，而今天，通過抗擊新冠病毒的斗爭，使我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黨是全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感受到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率先垂范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這樣的認識，對于這個血防題材的創作就要進入當代思考，做進一步貼近現實的表達。首先，黨中央提出的“生命至上”四個字就閃現在我腦海中，成為全劇的精神內核，并將其定為劇名。既然這樣，就不能孤立地寫血防斗爭，而要把今天的抗疫精神和當年的血防精神貫穿融合起來。當然不能是平分秋色地著墨，而是要讓人們看到這兩種精神同為一體，是一脈相承、薪火相傳的，是時代精神的重要體現。另外，前面說過，這個題材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切入，寫血吸蟲病患者新舊兩重天，寫醫學科學家們的忘我奉獻，寫防護工作人員的辛勤盡責，都是不錯的戲劇思維。但前面提到黨的領導的突出重要地位就難以成為主線。權衡利弊，我覺得如果將作品重點放在黨的作用上，將會是更好的選擇。那么黨的作用如何體現，具體的說，由誰來代表黨的形象擔任這部戲的一號主人公呢？我想起了鷹潭市紅旗干部學院的羅群來書記，不止一次向我介紹當年余江縣委書記李俊九的事跡，稱他為全國第一面血防紅旗的擎旗人。寫余江血防抗疫，區、社領導職務偏低，無法為全縣決策；省、市領導職務過高，不可能時時處于斗爭一線；而縣委書記這個職務承上啟下，對全縣的工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李俊九這個生活原型，作為這部戲的主人公是最佳對象。于是我便將重點鎖定在這個人物身上，深入采訪，研究素材，并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努力塑造一位忠誠、干凈、擔當的縣委書記的形象，寫他的憂民之心、愛民之情、濟民之舉和惠民之志。他有著雷厲風行、身先士卒的情懷，還有著忠誠盡職、實事求是的品格，更有著敢于擔當，甘冒風險的膽略。為了百姓民生，他不為社會風向所左右，不為榮辱得失所動搖，堅守一顆為民的初心。在生活中這位書記有句口頭禪：“共產黨交我一方印，誓為百姓造一方福！”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為了百姓的利益，即使把自己推到風口浪尖上，也毫不畏縮。在搜集素材和構思的過程中，我一次次被這樣對人民疾苦感同身受，始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黨的干部所感動，從內心為之欽佩。但同時我也不無顧慮，這樣寫能否得到認同，是否存在風險？正當我糾結徘徊時，習近平總書記于2021年1月28號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強調：“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要有很強的責任意識，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無論什么時候，該做的事，知重負重、攻堅克難，頂著壓力也要干；該負的責，挺身而出、沖鋒在前，冒著風險也要擔”“各個部門，各條戰線，各行各業，盡忠職守，主動作為，為慶祝建黨100周年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總書記這番話如醍醐灌頂，使我的顧慮煙消云散，并且對我這部劇作的創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筆下的主人公正是這樣一位為了人民利益敢頂壓力、敢擔風險、盡忠職守的共產黨人，包括他周圍的同志和親人。至此，我的創作思路有了進一步升華，覺得那些如何防疫治病等具體過程描寫已不是本劇所要鋪陳的，血防也好，疫情也罷，均是一個載體，我要憑借這個載體表現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塑造出以劇中主人公為代表始終不忘初心使命的共產黨人的形象，這才是本劇的主旨，也是其當下和永久的價值所在。

我的同行友人當代知名劇作家唐棟先生在一篇創作談中有一段話很耐人尋味，且借來做這篇創作談的收尾：“寫戲是要有信仰的。對戲劇的信仰就是對人生的信仰；人生需要真誠，寫戲需要真誠。”

此言不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