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陳詩哥依憑童話創作，從歷史和現實的主流童話觀念中突圍出來，提供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詩化哲學的童話觀念，創造了“獨屬于”他自己的童話奇境世界，試圖重返童話和生命的“本源”世界。在此路途上，陳詩哥的童話既自覺地汲取了外國經典童話的思想養分，又在新時代語境下匯入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本源”，進而使得童話創作不僅具有想象世界的功能，更具有重建世界的功能。

以非典型的童話文本提供了與眾不同的童話觀

百年前，趙景深與周作人通信中說過：“現在的一般人，多不知道童話是什么。”百年后，仍沒多大改觀。由于童話是他者的概念，童話在其被援引至中國后不可避免地經歷了漫長的水土不服的磨合期。如何在他者的概念中生長出既具有世界性特征又具有本土性特質的中國童話，便成為了20世紀中國童話作家的創作難題。而在新世紀的兩個10年里，便愈加成為世紀難題。但無論這個世紀難題有多難，中國兒童文學作家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行思考和回應。其中，陳詩哥以童話創作的形式，從對童話觀念的反思出發，試圖探索新的童話觀念，創造新的童話世界。這樣一身兼多職的童話探索，使得陳詩哥成為新世紀20年里一位獨特但難以解讀的童話作家。也正因如此，陳詩哥童話引爆了中國童話觀念的歷史變遷，也以“非典型”的童話文本為新世紀中國童話的創作發展提供了一個典型個案。

陳詩哥的童話觀溢出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童話觀和傳統浪漫主義的童話觀，對抗了當下消費主義的童話觀，接續了新世紀“純文學”的經典童話觀，然后走向一種詩化哲學的童話觀念，或者說試圖建構“獨屬于”他自己的童話的夢想詩學。

以粵人之勇創造了獨屬于自己的奇境世界

“在粵西的一個村莊里出生、長大”的陳詩哥，深具粵港澳大灣區這一“革命發源地”的勇于創新的精神。這一點，集中體現他在這部《一個迷路時才遇見的國家和一群清醒時做夢的夢想家》（下簡稱《國家與夢想家》）中對奇境世界的營造。

一般童話的奇境世界的營造如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說：“童話、寓言故事往往干脆遠離特定的地點和時間，更容易接近故事的內在現實。它用‘很久很久以前，在某個地方……’開頭，一下子將受眾的心從外部現實帶往原型性體驗中的世界。”而這部童話看似沿用了這種方式，實則它們起始于現代人內心的精神困境。

先從這部童話的整體性故事結構來看，《國家與夢想家》是由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中短篇童話故事所構成，而其中還內嵌著一個個完整的短篇童話故事，皆具備童話特有的神奇色彩。例如，這部童話的場景被設計為人們在現實世界不可想象的存在，如“看不見的國家”“隱秘的湖泊”“蜘蛛國的街上”等等，一下子將受眾的心從現實世界帶往奇境世界。

再從這部童話的具體性故事結構來看：全書由“國家篇”和“國王篇”這兩部分組成。“國家篇”包括青草國、花人國、土豆國、水瓶里的魚人國、歡樂谷、風車國。“國王篇”則包括賣貨郎賣故事、國王的奔跑、大海在哪里、國王的詩篇、老國王、國王的大戰和國王的寶藏。但無論是國家還是國王，都顛覆了人們從政治學、社會學等現實世界里對“國王”“國家”的認知，或者說用奇境世界的方式對“國王”和“國家”重新命名。而連接各個“國家”和各位“國王”的敘述者“我”，是一位始終行走于路上的失鄉者，但還是神奇的返鄉者。這意味著所有的奇境世界的營造，旨在為現代人提供一個回返自身的救贖之路。

以“單元觀念”的方式匯入中國兒童文學的“本源”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童話，一時代的童話作家有一時代的思想資源。陳詩哥在思想資源方面汲取了外國經典童話的思想養分，但是溯本求源，陳詩哥童話愈加深度地探尋童話觀念新變，就愈加有力地承載了百年前中國現代童話誕生之始的歷史使命。因此，陳詩哥的童話在接受外國經典童話思想養分的同時，又在不知不覺中關注了童話在中國的境遇，在有意無意之間體味了中國人的活法，在歷史與現實之中想象了世界人的夢想，進而兜兜轉轉地匯入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本源”。這一思想文化的蹤跡在這部《國家與夢想家》中有集中體現。

在這部童話中，陳詩哥選取了“單元觀念”——“國家”和“國王”來結構全書，以推進他對童話“元問題”和現代人“元問題”的深思。奇異的是，“我”無論走至哪個“國家”，見到哪個“國王”，“我爺爺”和“‘我爺爺’的家鄉”（即“我”的“故鄉”）都如影隨形。可見，“國家”和“國王”這兩個“單位觀念”不是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意義上的概念，甚至不是地理空間的概念，而是童話哲學和生命哲學的概念。“國家”和“國王”是以童話哲學的方式，批判了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想象了未來人類的理想形態，借用陳詩哥在其童話中一以貫之的主題，便是“讓世界重新開始，讓成人重新成為孩子。”由此，可以說，“我爺爺”就是“國王”的原型和總稱，“‘我爺爺’的家鄉”就是“國家”的原型和總稱。

圍繞“我爺爺”和“‘我爺爺’的家鄉”，這部童話遍布這樣的“常人”與“國王”在“‘人’國”幸福生活的描寫：“我爺爺接過故事棒，迫不及待地往里看。他看到了一個小男孩，不過，他并不是一個國王，甚至連當國王的念頭都沒有，而且他衣衫襤褸，頭發凌亂。但是，他一點也不為此感到傷心。他每天看看花花草草，看看小動物，很快樂地生活著”。（《賣貨郎賣故事》）“我爺爺的臉卻是亮晶晶的，就像一個送光明的童子。凡他所到之處，黑暗就消失了。”（《國王的奔跑》）在這篇童話中，“我爺爺”頗近似于魯迅所想象的未來“‘人’國”中的子民，也頗近似于周作人所描述的“不異常人”或“原人”，若用陳詩哥的童話語言來表達，即是“0至99歲的孩子”。“‘我爺爺’的家鄉”簡直就是魯迅所說的“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人’國”，或是周作人所說“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解讀至此可見，陳詩哥在《一個迷路時才遇見的國家和一群清醒時做夢的夢想家》中，通過“國家”和“國王”這兩個“單位觀念”的反復深描，既深化了他的詩化哲學的童話觀念的內涵，又匯入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本源”。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百年前魯迅、周作人在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之始，就對中國兒童的歷史境遇和現實困境進行反思和批判，且選取世界性視角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走向做出了超越性思考，進而確立了以“立人”為旨歸的啟蒙主義兒童觀，即確立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本源”。五四新文化時期，魯迅就提出了“救救孩子”“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本源性思想母題，周作人亦提出了“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兒童的文學》）“我們對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關于兒童的書》）等本源性思想論述。魯迅、周作人旨在批判兩千多年封建禮教文化塑造的“‘奴’之子”形象，以期重塑現代中國兒童的“‘人’之子”形象。百年后，魯迅、周作人所確立的中國兒童文學的思想“本源”對于新世紀的現代人而言，依舊是未竟的工程。而且，新世紀的現代人對童話的誤解和對“本源”之家的遺忘并不比百年前的現代人更少。在此意義上，陳詩哥童話所深思的童話哲學和現代人生命哲學的“元問題”雖已相遇了新世紀的新語境，但較之上個世紀，兩個“元問題”所面臨的誤解和困境非但并未消失，反而愈加凸顯，也便日漸匯入了魯迅、周作人所確立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思想“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