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8日，太原下著蒙蒙細雨，我拉著拉桿箱一早趕往西客站，乘坐去臨汾隰縣的大巴。拉桿箱里放著換洗的衣服和幾本書，現在只記得有本雅明的《啟迪》，不清楚怎么還帶了個睡袋。

做夢也想不到這輩子還會去擔任副鄉長，因為2007年在家鄉鄉鎮擔任過同樣職務，進了作協，一心想搞創作，掛職初衷是為了體驗生活。時隔十年，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到了隰縣，雨越來越大，到掛職的陽頭升鄉，一天只有兩次班車。我踟躕在這座陌生縣城的十字路口，身后墻壁上是一排紅色的“好人榜”。

坐出租車趕到鄉政府，已是下午兩點多。整個鄉政府十分安靜，人們正在睡午覺。我敲開一間辦公室，給我住的屋子還沒有準備好，盡管國慶節前培訓我們時要求8號到崗。我被臨時安排住在別人的辦公室，里面有兩張床，床單被罩都是用過很久的，泛著油膩的光。慶幸自己帶了睡袋。后來知道，本地的鄉干部沒有在鄉政府住宿的，只是中午在床上午休會兒。過了會兒，另一位副鄉長給我帶過來一臺“小太陽”，就是像電風扇那樣轉來轉去的電暖器。雖然剛進十月，但是山里的氣溫很低，尤其是晚上。

我開始了扶貧工作生涯。每周五天四夜待在鄉里，與干部們一起吃住，還時不時到村里開展工作。有一次，為了了解真實情況，徒步走了十幾里路，到附近一個村子。我的計劃是把全鄉的村子都走一遍，做好我分管的工作。

幾個月之后，要求單位在每個幫扶村加派人手，我兼任了竹干村的駐村工作隊員。此后又被山西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抽調，和另外兩位朋友一起撰寫反映山西脫貧攻堅的報告文學《擲地有聲》，開始全省采訪。

幾年來，幾乎走遍了山西集中連片的太行山區、呂梁山區的58個貧困縣，深入了數百個貧困村，見到了形形色色的貧困戶，采訪了眾多的扶貧工作人員和致富帶頭人。

不是這次由點到面參與扶貧工作，我理解的農村還是自己想當然的農村：一是農村像年邁的老人生機漸漸逝去，二是農民依舊保守落后。

但是因為這幾年的工作，看到些不一樣的農村和農民，他們給我的震動，不亞于讀到優秀文學作品。

在革命老區武鄉縣，我們采訪這里的微商。一進創客小院，沒等我們開始采訪，幾十位做微商的已經架好手機，現場直播我們的采訪過程。我們從采訪者變成了被采訪者，這種身份猶如文學作品里的反轉。采訪幾位微商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他們的傳播理念和傳播方式某種程度上已經超過了我們搞文學的。我以此為素材，創作了中篇小說《父親和我的時代》，在《人民文學》2020年5期頭條刊出，被多種選刊轉載，收入了《小說選刊》編輯的年度作品選。

扶貧工作很艱辛，大多在偏遠山區，交通不便，工作和生活條件差。許多單位派出的都是男干部。但在采訪過程中，觸動我的卻大多是女干部。在臨縣，見到了從孝義市文化館來的“80后”女“第一書記”，她講初到村里不適應，因為沒有資源被人歧視，怎樣耐心地一步步開展工作，最后講到市里評選先進個人，村民們為她編上傘頭秧歌，用歌曲的形式為她拉票。她給我們放出村民們唱她的歌，那些聲音說不上多好聽，歌詞也大多沒有什么文采，但我被深深地感動了。這是在生活中，第一次見到活著的人被用這種形式贊美，還是一個普通的人。后來我以她為基本原型，寫出了長篇小說《大地》，發表在《中國作家》上，被《長篇小說選刊》轉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許多細節，來自另一位扶貧女干部，那是運城市政協的，她在聞喜縣扶貧，為了給貧困戶上戶口，開車帶上貧困戶數次奔赴四川大涼山。

從2017年到2019年，親眼目睹了鄉村一步步在變化，水電路網訊通了，不適合居住的地方移民搬遷了，許多地方的貧困戶不用花一分錢，就在縣城有了單元樓。當然出現一些問題，比如有的人游手好閑，不愿意干活兒沒有積蓄沒有房子，便現成分到一套房子；有的人辛辛苦苦一輩子，當不上貧困戶，享受不到政策。但政策照顧到的，大多數還是那些絕對貧困的人口。而且，鄉村發展，不再是前些年的領導拍腦袋，許多村落請了建筑設計方面的專家團隊，像中國鄉建院、重慶高戈伍度等，他們完成的作品，結合許多現代因素，在實用和審美上，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使人有種來了就想留下的沖動。以前看到服裝代加工、電子元件生產，都在沿海開放城市，這次脫貧攻堅發生了一次大的產業轉移，許多小山村加工外貿產品，疫情期間，偏關縣居然給蒙古國生產防疫服。

政策的實施，使“兩不愁”“三保障”真正得以落實，解決了農村的絕對貧困，雖然有的人還是很窮。而在脫貧攻堅中涌現出來的時代新人，是推進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

在離石區采訪，有位三十多歲的俊俏的姑娘讓我佩服。她的丈夫有工作，兒子讀高中，她不是貧困戶，但她心甘情愿去當月嫂，認為憑勞動掙錢過好日子天經地義。為了多掙錢，她離開家鄉，遠赴汕頭、深圳，甚至已經報名到加拿大，因為給那兒的華人當月嫂收入更高。姑娘的想法是，每年換一個國家，今年加拿大、明年美國、后年日本，錢也掙了，還能開眼界，相當于旅游了。因為疫情，不能出國，她居然花了兩萬多元通過網絡培訓考了五個證，提高了自己的身價。還有一位做月餅的，是交城人，丈夫家暴，她帶著兩個孩子離了婚。為了學會電商銷售，竟然一次是“頂替”村里其他人的名額去參加培訓，學完之后覺得不夠，又讓女兒報上名她去學習。她們這種學習的勁頭，遠遠超過了我周圍許多所謂的“文化人”，我認為這是新時代的一種精神，她們也是我下一步創作的素材。

在方山縣采訪時，一個村子人們都搞裝潢。我問村支書人們去哪里干活兒，他回答說：“你心有多大，去得就有多遠！”他們村去得遠的，去了北京、上海。采訪已經過去幾個月了，他這句話還在我耳邊回響，每次想懈怠時，它就出來鞭策我。

時代總是屬于那些做好準備的人，狄更斯《雙城記》里面關于時代的論述，放到什么時候都正確。現在的時代既紛繁復雜，瞬息萬變，又階層分明，分工明確。怎樣讓自己活在最好的時代里，怎樣讓作品搔到時代的痛處，我想得睜大眼睛，正見我們的時代。盡管每個人看到的時代都可能像盲人摸象，狹窄局促，但每個人把自己看到的時代書寫下來，匯集到一起，就是我們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