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前后，杜甫的兩次移居很值得注意：一是約開元二十九年（741）從位于洛陽之南陸渾山的陸渾莊移居到洛陽之東首陽山的土婁莊，二是天寶十三載（754）移居到長安杜曲。兩次移居，杜甫的心態頗有不同。移居土婁莊后他曾云：“幸遇圣主，愿發清機。”（《祭外祖祖母文》）實為追求仕進之途的開端。移居杜曲時則云：“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似標志著這條路的終點。但是，他從離洛陽城內稍遠的陸渾莊移居到近郭的土婁莊，再轉移到京師長安，在空間上呈現為向政治中心逐步趨近的軌跡。這樣來看，他的兩次移居就顯得頗意味深長。

從陸渾莊到土婁莊

杜甫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自云，他于開元二十九年或稍前在首陽山祖塋旁邊筑建土婁莊居住。筆者曾撰《杜甫在洛陽居地的轉移與心態的轉變》一文，認為他乃從距洛城稍遠、位于其南陸渾山的陸渾莊移居到了近郭的首陽山土婁莊。

他移居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心態上由隱居漫游轉向追求仕進乃是其中主要者之一。如移居土婁莊后不久祭奠外祖外祖母時，即鄭重表達了“幸遇圣主，愿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祭外祖祖母文》）、打算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志愿。杜甫欲追求仕進，為什么要移居？這涉及唐代文人別業和其生活之間獨特的關系問題。我們可通過詩人李頎的例子來窺其一斑。李頎在洛陽的居所可知者有東川別業和東園兩處。他在《晚歸東園》詩中寫道：“出郭喜見山，東行亦未遠……請謝朱輪客，垂竿不復返。”《放歌行答從弟墨卿》詩云：“雖沾寸祿已后時，徒欲出身事明主……由是蹉跎一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這是描寫他在東園的生活。《不調歸東川別業》詩云：“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對河岸，漁樵只在茲。”《緩歌行》云：“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這是描述在潁陽東川別業的生活。對比兩者大致可見，東園在洛陽東郭外，李頎在此居住時主要是一種欲追求入仕的心態，可兼顧隱居和城內交游兩種生活。東川別業在潁陽，距洛城稍遠，他在此居住則主要是閉門讀書和不調后長時期歸隱的心態和生活狀態。從李頎的兩種別業生活中，不難窺得居住地和文人生活之間微妙的關系。杜甫在欲開始追求仕進之時，從距離洛城一百多里的陸渾莊移居到三十里上下的土婁莊，應該也有這樣一層原因在其中。

從洛陽到長安杜曲

杜甫《夏日李公見訪》詩云：“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云：“轗軻辭下杜，飄飖陵濁涇。”表明他后來居住在了長安杜曲、下杜一帶。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考他移居下杜在天寶十三載春。

這次移居，是杜甫人生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前移居土婁莊，是其人生追求從以漫游隱居為主轉向以仕進為主的標志，天寶五載（746）赴長安則是這一轉變從心態層面走向實踐的開始。天寶五載以來，杜甫在長安求仕雖然不順利，但也不至于喪失希望。九載、十載向玄宗獻《三大禮賦》、詔試文章失利，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其事詳見《進封西岳賦表》）。因為，在已深得玄宗賞識眷顧的情況下，權相李林甫都能作梗，使他依舊無法入仕，以后還可能有更好的機會嗎？所以杜甫自料此生將與仕途無緣，絕望地表示欲“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不過，這只是移居長安之舉的內涵之一，它還有另一層內涵。稍前，獻賦、詔試文章失利后杜甫曾表達欲隱居終老的打算：“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杜甫的故里在洛陽一帶，如真想徹底隱居終老，那里無疑是最理想也最便利的選擇。但他最終選擇的卻是長安。費此周折從洛陽移居到長安，其實透露出他骨子里還是放不下仕進，當然仕進與他對國計和黎民的牽念息息相關。我們可對比岑參。岑參開元年間在洛陽一帶有嵩陽別業等居所，他在《感舊賦并序》中云：“十五隱于嵩陽，二十獻書闕下……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他大約在開元二十六年（738）移居長安終南山雙峰草堂，天寶三載（744）進士及第。岑參移居長安的時間頗值得注意。因為玄宗前期常巡幸東都洛陽，以開元二十四年（736）十月返回長安為界，以后沒有再到過洛陽。這意味著，開元二十五年之后，隨著朝廷巡幸的不再，洛陽的政治氛圍開始減弱。岑參當時正處于追求仕進狀態，他以前常出入洛陽、長安二郡，開元二十五年之后則主要需出入長安一郡，移居長安顯然是為了“獻書闕下”之便。杜甫在天寶十三載移居長安，應該說也有著和朝廷所在地保持接近這樣一層目的。

移居對于杜甫的意義

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十四載，是杜甫著力追求仕進的人生階段，其間兩次移居顯然和他這階段的心態、追求有著密切關系。其中道理并不難理解。唐代文人的人生追求由仕和隱兩翼構成，即他們既需追求入仕以實現人生價值，也熱愛隱逸棲居生活。而在長安、洛陽這樣的都城之地營建別業這種靠近或模擬山水自然環境的居所，正是他們借以實現這一雙重性生活的最佳途徑。白居易《中隱》詩云：“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即道出了都城園林別業和文人這一仕隱兼顧生活追求之間的關系。在此視野下我們來看杜甫和他的兩次移居。他的陸渾莊、土婁莊、杜曲居所其實都屬于都城文人別業，本就是主要為滿足上述生活而建。他之所以營建新的別業、在其間移居，乃是在個人人生追求和政治社會形勢變化的背景下，為更好地滿足上述生活需要，而對居地做出的適當調整而已。

開元二十九年移居土婁莊，是因為他要轉向以仕進追求為主的生活。這種生活同樣是棲居和都市交游兼顧的狀態，只不過這時都市交游活動更急需，在生活中占的分量加重，而陸渾莊離城內稍遠，所以新建一個更近城的土婁莊，以便出入城內。天寶十三載移居長安杜曲，和他心態、人生追求的變化有關，也和天寶年間玄宗不再巡幸洛陽，洛陽政治氛圍減弱的形勢有關。他最初赴長安，“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以為可很快入仕，所以沒有在那里定居，只是一種客旅生活。遭遇天寶十載獻賦之事打擊后，他意識到入仕機會渺茫，但又割舍不下政治理想的追求，所以開始考慮在長安以常態性的生活方式去做長期謀求。營建杜曲別業，移居于此，應該說正是出于這樣一種需要。當然，杜甫移居當年的十三載秋，長安霖雨六十馀日，京城米貴（參看《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不得不把家小寄居于奉先縣。這是自然災害所致，和這里所論并不沖突。

總之，天寶年間前后，杜甫的居所和居地兩經變遷，驅動他移居的動力無疑主要是仕和隱這兩大人生主題在其心目中所處位置的消長。但是，變遷中其實一直蘊含著兩個不變的主題，即別業和都城：三處居所都是別業，都不遠離兩京。因為，都城文人別業本身就是為承載文人仕和隱兩重生活而產生并興盛起來的。

（作者：胡永杰，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