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三千里》節選于我即將出版的新書《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此書始于我從媒體離職后的某種焦慮：從事特稿寫作逾十年，純事件性題材不再能夠激發熱情，而那種萬字長文（傳統媒體所能容納的體例極限）也已無法帶來真正的滿足。這種焦慮還在于，我是個不知疲倦的旅行者，路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乃至偶發的“文學性瞬間”，沒機會納入一個令自己滿意的整體性結構。而隨著年歲漸長，自動對歷史生發興趣，看待平凡之地亦有了新的眼光，記錄之外，漸漸意識到那些普通風景，也可能藏著某種記憶的倫理——奈保爾說起寫作目的，其中之一乃“填補你眼中的缺憾，使其完整”，深以為是。

重走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之路，以一種“母題”的方式，緩解了我的多重焦慮，且奇妙地順道回應了兒時的某些執迷。大概是小學五年級左右，我常在課堂上走神，回想起來，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作業本上畫各種水系。一個小孩為什么會對河流和它枝枝丫丫的支流感興趣呢？我不知道。不過許多年后，當我經過桃源縣，意外地發現一個同齡人也有類似愛好時，某些東西被激活了，于是有了書中這一段（謝謝編輯吳越，她非常敏銳地從40多萬字的篇幅里摘出了這一章作為徒步的開始）：“我的長江流到他的三峽省時，北有嘉陵江注入，我們從嘉陵江的兩條主要支流，聊到合川，聊到釣魚城，聊到投石機，聊到阿拉伯人的武器，聊到元代對世界的征服，再聊回元代對南方的開發——從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驛’為名的鄉鎮，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驛道留下的痕跡。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團和80年后的我仍然沿著這條驛道的大致線路在前進。”

“以地理寫歷史，以空間寫時間”是我的個人志趣，也可以說是這本書的方法論。走在這條路上，我和路上偶遇的人們對話，也和史料、日記、回憶錄中的人物對話——我稱之為“神交的朋友們”，就比如說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大二學生楊式德吧，他留下了一本述而不作的旅行日記，每次讀到這位河北人驚嘆于湘資沅三水居然一條比一條清澈進而發出天問（“水為什么會這樣綠呢？”）時，我都因忍俊不禁而覺格外親切——正是這樣看起來不那么重要的細節讓我開始對他們的生活有了真實的觸感。

我的那些神交的朋友，也有自己的神交朋友，比如楊式德一路都在讀莫泊桑和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而李霖燦，當時國立藝專的學生，一路在讀《徐霞客游記》，這是黔滇道上他“最好的一位無言的朋友”，“在行進中，吃茶休息的時候翻看兩頁，便覺得很是個味。到安順的當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過頭鋪，更覺得彼此親切得很”。特稿記者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根據采訪與資料重建現場，我一路都在重建西南的城池，但比城池更要緊的，恐怕是依據神交重建的虛擬社群。這個社群構成了我理解這段歷史的基礎，并為“非虛構的想象力”提供了起降平臺。

這一社群有其特殊性：流亡的知識人。在戰爭年代做一名讀書人意味著什么？國難期間的“中國性”又是什么？無論是重新發現家國，還是思考自身坐標，都有著切實的沉郁甚至沉痛（這也是“臨時大學”那一部分的底色），但當這個社群真正行走起來，借用旅行團成員穆旦的詩，“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多少年來都是一樣的無際的原野……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么固執而悠久……”，它的普世性開始降臨：對于那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這是他們的“壯游”與成年禮，而對所有熱愛旅行、熱愛徒步者，那是亂世之中難得的純粹愉悅，是有了應許之地（昆明）之后的巨大勢能——允我再次借用，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的一次演講（順便說一句，李濟西北科考時的同僚袁復禮就在旅行團中）：“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訴我說，三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這一句話最能得到考古同仁的同情……他們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

正是如此了，在西南的大山大河間，我邁開腳步，享受這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