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老奶奶對小姑娘說：太陽累了，就有陰天。

小姑娘一直記得老人這句話。那時幾戶人家擁擠在一個大雜院，老奶奶偶爾對各家的孩子說上幾句硬邦邦的話。鄰居的小男孩晚上不敢出門，怕鬼，老人說：鬼不可怕，人可怕，你出門要小心人。幾十年過去了，小姑娘也是奶奶的年紀了，一次聚會上，她聽說我就住在那條弄堂附近的一個小區，便回憶老奶奶說過的幾句話。她說，她在書本上沒有讀到這樣的話。

我后來路過，在弄堂門口站了片刻。這位老奶奶是在下雪的冬天去世的，她在雪地上摔了，堅決不肯去醫院。老人躺在床上說：我的骨頭沒有斷，是枯了，冬天走，路上不干凈，我身上干凈。大概一周后，老人安詳地睡去。出殯，太陽出來了，街道兩旁的雪七零八落融化出污穢。我想想，這位講故事的朋友應該在出殯的人群中。這位奶奶的幾句話，把倫理關系擴展到人與自然了。

幾年以后，也是一個下雪的冬天，而且似乎是江南幾十年罕見的大雪。我原本是回老家過年的，但高速公路已經無法行車。我于是重新安排寒假，在書房里回憶和寫作自己的1980年代。我好像在后記里說，我坐在書房里，望著窗外圍墻上垂掛的凍丁丁，遙想著故鄉屋檐下類似的情景。我知道，我的父親母親在屋檐下等我們。

好像也就是那個時候，我發現了自己的悖論。如果那個地方不成為故鄉，我也就沒有我后來的1980年代思想生活和記憶。當我在文字或想像中返回故鄉時，我不得不警惕一種庸俗的“鄉愁”。如果可能，我想在這兩個時空中結構成一種關系，它們彼此參照和解釋。記得寫完這本書的跋，我走上了大街，迎風踏雪，我看見年輕的我向我走來，我看見中年的我在年輕的身軀中蛻變。這如同大雪消融后麥苗起身了，樹干利落了。麥苗是青年，樹干是中年。人老了，就如同太陽累了。

現在大雪紛飛。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你們還好吧？我今年無法在你們的照片前鞠躬了。等大雪過后，墳上的青草就逐漸綠了。奶奶彌留之際，沒有給我留下遺言。我對舊秩序的了解和部分循規蹈矩，完全是奶奶教導的結果。她一生都在捍衛她過去的秩序，因此家族矛盾叢生。奶奶讓我一直記得的那句話是：小人得志不長久。在我和奶奶已經能夠相對平等交流時，奶奶歷數了她和我熟悉的村鎮人物，在這些人物命運的沉浮中，奶奶得出了“小人得志不長久”的結論。盡管我后來對這些人物的評價和奶奶有些不同，但奶奶這句話的原則意義超越了具體的人和事。

我很少說到我的外婆，她平靜和微笑著度過了一生。我帶著相機回去的那個暑假，我和外婆坐在天井里聊天，覺得應該給外婆拍張照片。我選擇房子的外墻做背景，在聚焦時發現風化的磚墻特別顯眼，就找來床單掛在墻上。外婆在我的鏡頭面前一如既往地微笑著，一年后，這張照片成了外婆的遺像。外婆沒有給我留下特別有意義的話，但想起外婆的微笑，我就知道微笑在平凡生活中的意義。我現在微笑著，多少年以后，我希望后生們就像我看微笑的外婆一樣，他們也看著微笑的我。

我路過了那個弄堂口，但我忘記了朋友說的那個在冬天去世的奶奶。那時，我的思緒在故鄉的雪地，然后又很快回到了江南。這兩塊重疊的部分，我無法說清楚是陽光還是黑暗，是清潔還是污穢。在回到19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我有很多幻覺。那個青年的我似乎是一群人，男生女生。那是單純嗎？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我們從來沒有斑斕過，因為無知，我們簡單了。越來越多的簡單湊在一起，村莊的一切才是那樣凝固。如果沒有知識，更沒有思想，人生經驗成了最寶貴的財富。老人被尊重并不是因為德高望重，除了倫理使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人在活過的年月日里累積了或多或少的經驗，或者他的老人傳授給了他一些經驗。如果不是時勢，我就是這些老人中的一個。我雖不一定兒孫繞膝，但肯定坐在門前曬著太陽。這可能的前景現在卻被另一種可能替代。這個時候，我想到了那個奶奶的話，我們能不能干干凈凈地老去。優雅地老去是以干凈為前提的。我看到我熟悉的一些人在老去，但誰都可能有的邪惡在他們身上并沒有被風吹雨打去。如果我想優雅地老去，那就得設法讓自己干凈再干凈。

在滬上一座公寓，老先生看書下棋，他的夫人坐在臥室的輪椅上看電視，但她誰都不認識了。老先生從臥室門前走過，她聽到了腳步聲還是看到晃過去的身影，突然喊道：你是誰？老先生笑著回答：我是某某某。我當時毫無凄涼感，仍然能夠有相互應答的晚年未嘗不是一種幸福。老先生中青年時期的文字特別優美浪漫，我覺得青年的他應該有過美好的感情記憶。于是，我斗膽問：您年輕時候有過特別喜愛的女孩子嗎？老先生哈哈大笑，然后說：當然有過。他悄悄告訴我，有一年他還去外地見過這個已經不是女孩子的朋友。我為老先生的坦率和赤誠感動。他愛著身邊的人，心里留著曾經的美好。我熟悉的一位老先生的夫人，也是老年癡呆，但她一直記得老先生年輕時候有過一位戀人，已經年逾九旬的癡呆老人經常不肯老先生出門，生怕他去會那位曾經的戀人。其實，那位戀人早已離世。愛讓人廣博又讓人狹小。

我經常在校園里匆忙走過，越來越多的陌生年輕人從面前走過，我熟悉的那些人都開始逐漸老下去。在閑庭信步時，我特別渴望見到已經退休的老朋友，但邂逅的概率很低。很多朋友退休后幾乎不到學校了，所謂“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或者出門旅游，或者……有一天，會突然看到訃告或者接到電話，多年未見的老友患病去世了。大學就是一本書，一頁一頁翻過去。可能只有當政者和問學者會留意這本書的字里行間有沒有自己的痕跡。我記得，我多次在發言中說，學術GDP都會過去，校園里能夠留下的只是關于人和品格的傳說。我在文獻里見過這個校園中傳說的許多人物，他們都往生了，但他們在傳說中，其中的一些人如費孝通如楊絳等，我們還在讀他們的文章。在美國，我見到張充和先生，她回憶自己從九如巷騎自行車到天賜莊東吳大學校園的情景。已經九十多歲的張先生期望能夠再回到天賜莊看看，我們約好了時間，但她最終未能成行。就是在張充和先生的寓所，我見證了何為優雅地老去。

在波士頓的那些日子，我差不多每天從住所往哈佛—燕京圖書館，第一次看見一位老太太幾乎像趴著走路，如果在國內街上見到這樣的老人我應該會去攙扶。這位老太太身軀萎縮了，哈著腰，右手提著一只包，我在旁停下，看她艱難而穩步向前。一會兒，在一輛車子旁駐足，緩慢地打開車門，緩慢地坐進駕駛位置。我驚詫的那一刻，車子徐徐向前駛去。如是，我見過七八次。這是一直讓我感慨的場景。我有時推著坐輪椅的媽媽在小區走動，便會想起美國的這位老太太。一位國內大學的朋友也在哈佛進修，住在哈佛廣場附近的一個公寓。我時常在晚餐后散步去看他們夫婦。房東是一位近九十歲的老先生，據說是二戰時的空軍飛行員。我按門鈴，有時候是這位老先生開門。熟悉了，老先生偶爾也會和我們一起晚餐。就像朋友說的那樣，老先生用餐時特別細心地用刀叉，幾乎聽不見他咀嚼食物的聲音。在說到他的經歷時，他不像用餐時那樣安靜，聲音洪亮，臉部表情豐富。我想像，他年輕時候應該喜歡唱歌。我在他客廳的角落看見了一部留聲機，還有吉他。留聲機和吉他上布滿了灰塵，老人可能很多年沒有放過唱片沒有彈過吉他。過了幾年，我重訪哈佛，先去了我曾經住過的那個房子，住戶是一個年輕人，門外還是我熟悉的一小塊草坪。然后我又去了老先生的那幢房子，在門口朝里面看了看。我沒有按門鈴，過了幾天發微信問國內的朋友，她說這位老先生去世了。我們又回憶了這位老人用刀叉的樣子，朋友說，這可能不全是文明的問題，老人老了，如果不切細食物，吞咽有困難。

我無法了解這位老太太和老先生的家庭背景，更無法知曉他們和子女的關系。在國內，觀察老人的狀況通常是和評價子女的道德聯系在一起的。在故鄉的那條河越來越渾濁，橋上走過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時，北橋頭下面的河坎上，有一位老人用磚頭和木板搭了一間小房子。老人白天在橋上曬太陽，和行人搭訕，晚上就住在橋下。這大煞風景的事，在我清明回去掃墓時遇見了。我們這個村莊在1990年代以后衰敗了，之前總是這樣那樣的典型，所有的人都愛惜村莊的集體榮譽，至少在我工作以后的那些年還是這樣的。這位老人是“土改”時的農會會長，當年憶苦思甜能說會道，他的幾個兒子都自食其力，有能力贍養老人。我不知道老人為什么選擇這樣的方式，也不知道他的幾個兒子對待老人的態度。我母親說，他幾個兒子并不希望老人這樣。我相信母親說的是真的，至少在場面上沒有誰愿意自己的父親以這種方式度過余生。但這位老人還是在這里終老了。我記得那次我從橋上走過時，他喊我的小名，說他給我吃過糖。我喊他農會長，他很開心地說：你還記得我做過農會長。當下的鄉村有許多問題，而重建鄉村人文秩序無疑是比經濟發展更為艱難的問題。

在萊頓大學附近的咖啡館，我們和匆匆趕過來的佛克馬先生夫婦見面了。他穿著淺色的西裝，好像扎了一根紅色的領帶。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佛克馬先生的學生，我們因此有機會見了這位比較文學界的大學者。佛克馬先生精神矍鑠，可以想像他年輕時的帥氣。在我的印象中，佛克馬先生遠沒有他夫人健談。我特別留意老年學者的精神狀態，我想像自己未來的狀態，我羨慕佛克馬的自然、節制和從容。我的幾位老師退休后，仍然安靜地讀書寫作，見面時這幾位老師還像中年時上課一樣，興奮地說自己最近在思考什么問題。他們沒有失落和恐懼。有失落和恐懼者，可能無法安靜地讀書寫作。學術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思想方式。生活著，思想著，你在世界中的位置就沒有錯落。落寞是因為結構關系錯落了。所有人都有落寞的日子，抵抗落寞的方式不是湊熱鬧，恰恰是適應獨處。

我坐在張充和先生的對面，她告訴我，她經常一個人坐在這里想這想那，想想就睡著了，醒了以后再想。我是跟隨海立、曉東夫婦去看張先生的，之前聽海立講他父親羅蓀、講他媽媽熟悉的蕭紅，聽曉東講她父親靳以、講她父親與其他文人，現在，在張先生的客廳又聽到他們說現代文學史的那些文化人。這些人似乎都沒有老去。張先生指著我的位置說，沈從文住在這里時，就常常坐在你那個位置上。我這個時候有點恍惚，我也理解了張先生想想就睡著了醒了再想。她其實處于恍惚之中，當她在“想想”中和她的那些故去的朋友相遇時，她內心并不孤獨。我看她走向寫字臺的背影是落寞的，面對她時我看到了她眼神中許多人物的眼睛。也是在客廳里，我突然想到了曉東在上海魯迅紀念館跟我說的一個細節：在請張先生為靳以百年影像題字時，曉東想請張先生為紀念館寫幅字，張先生說“我跟魯迅沒有關系”。后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感慨現代文人不同文化圈之間的關系，道不同未必要惡言相加。寬容，其實就是一種優雅。優雅并不是隨老之將至才有的風度，優雅是從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煉成的品格。

我們是從費城開車去紐黑文的。回到費城后，我坐火車回到波士頓。我從地鐵口出來后，站在一處抽煙，突然有個老人走到我面前，他比畫了手勢，我給了他一支香煙。他轉身走了。過來一會兒，他又走到我面前，做了一個打火的動作，我給他點燃香煙。這位老人消失在人群中時，我突然想起自己很小的時候，在一個賣麥芽糖的老人面前伸手要一塊糖。老人給了我一塊拇指大的麥芽糖，笑著說：你的牙齒都蛀了，少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