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敬文（1903—2002），廣東海豐人，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散文家。

鐘敬文手書詩作

鐘敬文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奠基者與長久的領軍人，他的名字與中國民俗學密不可分。鐘先生離開我們近20年了，但他畢生為人民文化事業奉獻心力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我們奮力前行。鐘先生是一位思想進步、具有民族情懷的愛國者，走過20世紀百年風雨歷程，他的人生伴隨著中國人追求民族解放、為建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他是“歷史之舟的搭客，也是它的劃槳人”（鐘敬文語）。

五四之子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生活在東南海濱的鐘敬文還不滿20歲，但這歷史的風暴對于急切求知的他沖擊巨大。鐘敬文在回憶里講述了當時的心境，“好像一大群人被關閉在黑屋子里，忽然當中一些先覺者大喊起來，并用拳頭去捶打四壁。那種喧鬧立刻把屋子里許多睡著或半睡著的人驚醒了。在五四時期，我就是這樣被驚醒的一個”。五四喚醒了鐘敬文的思想、感情，他從此走上了為國為民的道路。

在五四風潮鼓動之下，十六七歲的鐘敬文走出家門，走上街頭，走到鄉村，與同學一道組織宣傳隊，演講、演劇，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侵略野心。鐘敬文回憶說：“國家和社會，對于我，再不是那種書面上的抽象觀念或者只有一種漠然的關系了。它是一種可感覺的實體。它生動地活在我的體驗里。它跟我的實際行動緊密地關聯著。”自此以后，鐘敬文的興趣從在書齋里閱讀古書轉向了人民文化的搜集整理與研究，“我起勁地在探尋人民的風俗、習尚，特別是他們的文學”。當時，北京大學發起的歌謠學運動影響全國，鐘敬文在家鄉調查搜集整理民間歌謠，他將搜集到的作品與有關歌謠研究成果陸續寄送到《歌謠》周刊編輯部發表，走上了研究民間文學、民俗學的道路。

1926年秋，鐘敬文到達廣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此時廣州地區的工農運動朝氣蓬勃，進步文化繁榮。鐘敬文在這里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少年先鋒》《人民周刊》等進步刊物，還在嶺南大學的《南風》上發表送好友聶紺弩留學蘇聯的詩作《到莫斯科去啊！》，表達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景仰。后來，鐘敬文還專門約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聶紺弩給他主編的文藝副刊寫稿。此時的鐘敬文追求進步，閱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書籍，還結識了共產黨員劉謙初（后來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合作翻譯東南少數民族民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與劉謙初分別三周后（1927年1月4日），鐘敬文寫了《潛初去后》一文，“他是馬克思的信徒，他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好，讓革命之神降福于他吧，一切都將如他所希望的成功！”可見24歲的鐘敬文對革命者與革命事業充滿了期待。這時魯迅也到了廣州，青年鐘敬文與友人一道熱心尋訪魯迅，在報刊上發表《記找魯迅先生》，還編印了《魯迅在廣東》的專書。

在大革命遭受挫折后，鐘敬文親眼見到自己的好友、后來成為烈士的林海秋雖然在鄉下躲避迫害，但依然堅毅、堅守革命信仰的情形，“強烈地感受到他所努力的事業的莊嚴和他人格的鋒芒”。這樣的革命精神對鐘敬文是一種激勵，革命的火種已經播入心中。1928年，鐘敬文離開廣州前往杭州，先后在浙江大學與民眾實驗學校任教，在此進行民間文化研究，編輯民間文化專號、舉辦西湖博覽會，并與江紹原、婁子匡等一道成立中國民俗學會。其間與郁達夫等進步作家有密切的交往。

鐘敬文常常自稱“五四之子”，說五四是他精神的乳娘。五四精神伴隨鐘敬文的生命歷程，直至20世紀90年代，他依然保持著不斷思考、進取的學術追求與立德樹人的工作狀態。

追求真理的教授

為了提升對人民文化深入研究的理論修養，1934年鐘敬文東渡日本留學。1936年夏回到杭州，繼續民間文化研究。1937年“七七事變”后，鐘敬文由杭州輾轉到桂林，任教于江蘇教育學院，日軍飛機常常來轟炸。作為國文教師的他，結合課文隨時注入愛國抗敵的思想。

1941年，鐘敬文受邀到遷往粵北的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此時的鐘敬文在經歷了幾年的生活與工作實踐磨礪之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的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鐘敬文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民間文化研究者，他的作品充滿了新情思、新境界，將自己的生命、情感與當時的民族命運與人民的哀樂緊密相連。1942年，他寫下了《歷史的公正》一文，“那些真正有才識、有膽量的思想家、藝術家，只知道公布他們的真知灼見。他們沒有理會（至少不重視）那將要到來或者已經到來的迫害，——那些從因襲社會發出的，從腐敗的統治者發出的任何殘酷的奇特的懲罰。他們決不計較著那些迫害，便緊閉了說真話的嘴巴。他們覺得不把自己所知道的真理說出來，就是委屈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對人類的一種重大犯罪”。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真理追求，鐘敬文與中山大學的一批進步教授，利用講臺宣講進步思想，在同學中頗有影響，因之被當局列入了黑名單，受到監視。一次還因躲避監視，晚上回宿舍的路上掉進壕溝，受了重傷。1947年，國民黨頒發了所謂“戡亂令”，鐘敬文與法學院的幾位教授被非法解聘。

這年7月，在打理完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畢業考試后，鐘敬文化裝乘夜船去了香港。此時的香港是進步人士的聚集之地，民主黨派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是色香特異的高等學院”（鐘敬文語），那里的學生都是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內地的進步青年，教授在學校是教師，在社會上是民主的政治活動家。“在這里，讀馬列的書，談解放的事，是正常功課的一部分”。鐘敬文在這樣自由的環境下心情舒暢，他不僅要做一個文學教師，同時要做一個有文化的、文藝的戰士。他積極參加的方言文學運動，就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文藝大眾化”的主張應用到南中國方言區，從而教育與鼓舞更多人民為解放戰爭而奮力。此外，他寫作了多篇文章紀念彭湃、冼星海、郁達夫等革命者，從這些回憶文章中，不僅可以讀到鐘敬文與這些革命者的真摯情感，而且可以感受到他對具有革命理想的先烈的崇敬以及對新中國的期待。

民間文藝、民俗學研究的倡導者實踐者

新中國成立前夕，鐘敬文與在港的許多文化人一道，在黨的安排下乘船北上，經天津來到北京。鐘敬文到達北京之后，立即投入全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的籌備工作。大會結束后，鐘敬文當選為全國文聯候補委員及文學工作者協會（后改為“作家協會”）常務理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鐘敬文激動興奮，正如他自己所說：“在經歷了多年的苦難的生活之后，看到新的人民政權的太陽高高升起，我是飽含著喜悅之淚度過那歷史性的時刻的。”1950年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20世紀80年代改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郭沫若任會長，老舍與鐘敬文任副會長，鐘敬文主持會務。鐘敬文積極組織推進全國民間文藝調查與研究，他在1950年國慶前夕完成了一篇影響深遠的重要文章《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財產》，對口頭文學的優秀價值與創造民族新文化的現實需求，進行了充分論述，“有價值的人民的文化財產，不但是新文藝、新教養的一種憑借和基礎，有許多本身就應該成為我們新文藝、新文化的組成部分。”他的文章為人民文化的學術與社會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鐘敬文進入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學與輔仁大學教職，講授民間文學等課程。抗美援朝期間，為了鼓勵中國人民的愛國情緒，鐘敬文組織編印了《愛國主義與文學》文集。同時還在《光明日報》主持《文化遺產》專欄。

為了推進人民文化學科進入大學教育，1953年，鐘敬文在北京師范大學創建了“人民口頭文學教研室”（即后來的民間文學教研室），招收了第一批民間文學研究生，為我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研究培養了骨干力量。

1957年后，鐘敬文一度被迫離開教學與科研崗位，但他仍然沒有放棄對人民文化的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初寫出了多篇晚清民間文學研究的重要論文。

20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為了民間文學民俗學學科的恢復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的開展，年逾七旬的鐘敬文北上南下、東奔西走。1979年，他聯合楊堃、顧頡剛、白壽彝等教授上書主管領導籌組中國民俗學會與相關研究機構。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鐘先生擔任理事長，直到1998年。20世紀80年代，文化部啟動了十套民間文藝志書工作，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承擔了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諺語三套集成的編輯工作，鐘先生作為民協負責人積極推動這項后來被譽為“文化長城”的文化工程，親自擔任《民間故事集成》的主編，對這項搶救記錄民間文化的國家文化工程嘔心瀝血。

民俗學學科建設與民間文化研究的人才培養，鐘敬文一直特別關注。他是新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兩大學科的奠基人，1979年就開始致力恢復民間文學學科，辦師資研討班，編輯《民間文學概論》教材，推動高校中文系開設民間文學課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鐘敬文致力于民俗學學科建設，多次舉辦全國性高級研討班，在國家文科建設中播撒民俗學研究種子，1998年主持完成、出版了《民俗學概論》，在鐘敬文努力推動下，國務院學位辦首次將民俗學納入國家二級學科名錄。民俗學這門研究人民文化的學問，終于登上國家學科殿堂。

鐘敬文倡導建立中國民俗學派，認為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爭氣之作，民俗學應該有自己學術自主意識與學術貢獻，他在《中國民俗史》總序中說：“民俗學是人文科學，人文科學的人文現象是有自己的出生地的，絕不是風中的蒲公英，沒有根須。現代社會強調高科技，但也不能忽視民族的人文文化”；“歷史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還是一種教養、一種義務、一種道德，我們應該對學習歷史有自覺的要求”。

鐘敬文先生去世時，最引人矚目的挽聯是啟功先生書寫的“人民學者”。五四精神滋養著鐘敬文，他的腳步伴隨著民族進步事業，他為人民文化的研究與學科建設貢獻了畢生心力。致敬鐘敬文先生！

（作者：蕭放，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人類學民俗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