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一部與生態文學有關的長篇小說《環形山》，扉頁題記寫道：1964年7月31日，美國太空船“徘徊者”7號墜毀前17分鐘拍下了人類第一張月球環形山照片。月球最大的環形山是阿爾芬斯環形山，其次是帕提瑪斯環形山、阿卡琉斯環形山。這則題記與我那時多年從事環保工作有關，我因此比較早接觸了生態、環保、生物多樣性、生態倫理學、可持續發展、溫室效應、海平面升高等諸多問題，寫過大量生態環境新聞報道，對生態文學概念也不陌生。那時候中國較早的生態倫理學家余謀昌的文章很吸引我，正是從那里我初步得知：大約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法國人率先提出了“生態倫理學”，認為倫理學的正當行為的概念必須擴大到包括對自然界的關心，道德上的權利概念應擴大到自然界的實體和過程，確認它們在一種自然狀態中持續存在的權利。簡而言之，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是：應當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不應當傷害生命和自然界。我剛從西藏回來不久，立刻想到了佛教中的殺生戒，想到科學的宏論與宗教自然觀如果不是異曲同工，至少也是殊途同歸。

1992年，我深入毛烏素沙漠調查采訪一樁生態破壞事件，那地方真是荒涼，大漠中唯一所剩的一點綠植也已像斑禿一樣，沒有風也像是正刮著七級風一樣。類似環境與人互為災難的現場鏡像我見過的太多了，沒少寫過揭示批評警示人類的報道，更多的是先進人物、先進事跡的報道，但是多年下來，我時常感到無力。2001年，我又接受了一項采訪任務，當時我認為又是一次例行公事。但當我驅車進入北京陌生的懷柔、順義、平谷、密云四縣交匯的山區，峰回路轉時突然出現了一座現代生態莊園，我來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莊園樸素，有小徑、池塘、石板橋、山谷、磚木房屋，一切都十分簡單，就像寫生一樣。山上新植的側柏并不比谷底的灌叢高，不過將來無疑會超過灌叢。我完全沒想到當今中國，而且就在北京，存在著這樣一個生態莊園。莊園主人賈曉淳是位知識女性，曾在軍中服役，后來下海，創造過商業奇績。上世紀末，她來到距北京市區70公里處的順義荒山腳下，租賃了正面可視的三溝四梁八面坡，共200公頃的荒山，投下300萬元巨資，從此展開了她作為一個擁有三條山谷的女人的全部夢想。

當我聽說莊園的某個地方還養著蒙古狼和藏獒，我發現這樣一個荒山腳下的莊園，一個溫和而滄桑的女人應該不僅僅只眷顧一些小動物。賈曉淳走過很多地方，西部、黑土地、草原，她還談到英國的生態莊園、人與自然，但一些中國元素讓她把莊園命名為“歸真園”。我急于去看那兩匹蒙古狼。狼對我來說只是一種概念，一種危險而稀世的概念。我一直認為狼與人類有著某種與生俱來的關系，甚至最終是一種共同的悲劇性的孤獨。狼一直是人類的天敵，狼正在消失，狼養育過人類的棄嬰。狼孩被許多國家證明是存在過的。但你什么時候聽說過狗孩？她問我時還真把我問愣了。我見到了蒙古狼，兩匹，流線型，我與其中一只淡黃色眼睛的對視，長久地對視，我認為我不僅看到了蒙古大漠、時間的風云、孤獨、悲涼，我還看到更多的無法言狀的東西。后來我們討論了狼的眼睛，卻最終都沒說清它的目光到底蘊含了什么。

賈曉淳鼓勵我把小說寫出來，那時她已是蜚聲國內外的杰出環保人物，完全不在乎我以她為原型寫一個多面人物，她的大氣讓我肆無忌憚，她理解小說不同于新聞，應有更多可能，更為復雜的表現，應有殊途，即使同歸也不全是現實層面的同歸。她學導彈專業，但也酷愛讀書。賈曉淳在《環形山》的虛構世界里，或者現象學的意義上變成了一個新的人物：簡女士。莊園還是原來的莊園，非?，F實主義，有著生態環保的光環，密室中的三個植物人是簡女士過去的三個情人。密室被布置成“環保展廳”模樣，每個人前面都有展板說明文字，簡女士定期到“展廳”手持教鞭講述三個人類的“標本”，他們對愛的破壞和人類對脆弱環境的破壞并無二致，人，或者說患了“現代病”（人類中心主義）的現代人即是萬惡之源。她支持野人考察，贊助野考隊，認為野人與萬物平等，與自然和諧，一心向佛，地球永存，但真的將神農架的野人帶回來考察卻碰到倫理問題：野人是人還是動物？野人館放在動物園是否可以？簡女士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是要去人類中心主義。但問題并沒到此結束，當動物園的野人越來越接近人，最終有人發現所謂的野人不過是20年前一名失蹤的年輕野考隊員。但當要揭露這一點時，主人公簡女士竭力掩蓋、反對，并阻止“野人”進一步回憶起過去。

無疑，這是一部喜劇小說，在正確中包含著錯誤，錯誤中包含著正確?！吧鷳B文學”顯而易見是一種預設性很強的理論，正面書寫是題中應有之義，這對于非虛構作品，如新聞、調查報告、對話、報告文學等來說是很自然的。然而，對于虛構文學來說就不那么簡單了，我以為生態文學首先還是文學，其次才是生態，而文學要比一種立場或主義要復雜得多，且不說內涵。比如人性的復雜度，就是表現技術、形式、流派、方法也要豐富得多。在這個意義上，生態文學同樣可以用喜劇的、反諷的、荒誕的方式展現事物的復雜性，正如前面所述，可以在正確中發現謬誤，在謬誤中發現正確。

行文至此，我無法不想到《堂吉訶德》，雖然偉大的塞萬提斯盡情地嘲笑了主人公荒唐可笑扭曲的行為，但正是在荒唐中我們又發現了其內在的合理性或合理的一面，比如理想主義。我們從不覺得堂吉訶德是絕對的荒唐可笑，現實生活中，我們說這個人有堂吉訶德的精神，往往是一種肯定。生態文學應該能讓讀者從內心、視野等方面都感受到復雜性，在復雜性中確認一種精神，這要比在簡單中確認一種事實有力得多。我希望讀者讀完《環形山》更確認某種東西，簡女士其實并沒有大錯，只不過走了極端，出現了變形、荒謬，成為另一種“惡”，但同樣，正是在她的極端中，我們可以確認她的某種正確。這也是我所理解的生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