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話語理論引入文學研究，并非吳道毅首創，但引入民族文學研究，似乎是一個新舉動。吳道毅教授是一個治學態度嚴謹的人，引入話語理論，顯然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因為它確實能擴大視野、拓寬思路，深化對作家作品和創作問題的理解，能解決別種單一的研究角度，如與話語研究有關的主題研究、文化研究、敘事研究、語言研究等一系列難以說清的問題。

“話語”作為一個概念，有不同的所指，從前專指人的言語，后來被用于敘事學和社會學研究，結構主義的敘事學把敘事看作話語，福柯的話語理論則把話語和知識、權力聯系在一起，以話語為知識的載體，以權力為知識的生產者（反之亦是）。這樣，文學作為一種話語形式，就與知識和由知識所構成的文化聯系起來了，又因此而深入到社會結構內部或其中心，與影響和支配知識生產的權力發生關系。這當然是一個極簡略的說法，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福柯的話語理論要復雜得多。好在吳道毅不是為了實驗和證明福柯的話語理論，而是借用話語理論的基本觀念和方法，通過對南方民族文學各種話語形態的研究，去深入把握南方民族文學內部各種權力關系，也借此透視這種權力關系背后隱含的各種權力沖突。前一種權力在吳道毅的研究中，屬于知識的權力，后一種權力屬于生產這種知識的“意識形態”的權力，其中當然也包括政治權力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權力。相對于以往的主題研究只著眼于文本要表達的思想，文化研究只關注文本的文化含義，敘事研究只熱衷文本的表達方式，包括語言研究只探討文本的形式問題等等，話語研究就是一種多項綜合的、縱深的文學研究，它對研究對象的覆蓋面和理論穿透性，都是其他單項研究難以達到的。

現代南方民族文學屬于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南方民族文學話語自然也屬于現代中國文學的話語范疇，這樣，研究現代南方民族文學話語，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下一些問題：現代南方民族文學話語與整個現代中國文學話語的關系，現代南方民族文學話語自身的獨特性及其表現形態，以及它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演變和創作呈現，等等。對此，吳道毅在書中都作了系統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討，根據不同時期南方民族文學的創作情況，他從五四以來的南方民族文學中，提煉歸納出啟蒙、救亡、階級、民族、傳統、建設、先鋒、女性、生態等話語形態，基本上概括了現代南方民族文學在不同時期受各種“意識形態”權力支配的知識生產狀態。這些話語形態，有的與整體的現代中國文學話語同質同構，有的則可能有性質和構成上的差異。又因為不同時期的社會歷史情況而有不同的組合。當然，這只是一種歸納組合方式，還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歸納和組合。而且這些話語形態也不是一個平面上的，除了時間和歷史，還有層級的區分，以及中心與邊緣的差別。一般說來，在現代南方民族文學中，如果對吳道毅所提煉歸納的諸種話語形態稍作修正和補充，則啟蒙與救亡、階級與革命、現代與傳統，應該是貫穿時間和歷史，居于統攝和中心位置的幾種話語形態。廣義的啟蒙與救亡，即由思想文化啟蒙到革命的政治啟蒙，由民族解放到民族振興，是近現代中國，也是近現代中國文學，包括現代南方民族文學的主流話語，居于統攝和支配、影響其他各種話語的地位。階級與革命，則是一定時期的歷史運動和社會意識所催生的話語，是為達成啟蒙與救亡的目的而生的一種話語形態，在一定時期，也居于中心位置。現代與傳統則是近現代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也是近現代中國文學，包括現代南方民族文學，從傳統到現代新生蛻變過程所催生的一種話語，它滲透于其他各種話語之中，又貫穿時間和歷史，是一種彌散性的話語形態。唯民族話語，是一種特別的話語形態，它既與整體的現代中國文學話語相連，受整體的現代中國文學話語影響，又有其地域和族群的特殊性。同時還因為時代的關系，或顯或隱，多有變化，如此等等。要把南方民族文學的這些話語關系梳理清楚，殊為困難，遑論進一步揭示這些文學話語背后隱含的各種權力關系。常見的話語研究，往往喜歡把研究對象切割成思想的碎片，以之作為話語理論的填充料，結果所得，無非是對話語理論的循環證明。吳道毅的研究棄虛就實，不搞這種循環論證，而是采用傳統的實證方法，在對不同時期南方民族文學創作的話語元素進行細致分解的基礎上，進行性質的歸類，而后依類定名。這就避免了他的文學話語研究偏離文學文本，成為社會學的附庸或福柯的話語理論的證明。他的這部研究現代南方民族文學話語的著作，也因此具有較強的“文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