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智利作家波拉尼奧近四十歲才開始寫小說，作品數量卻十分驚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偵探》在拉美文壇引起的轟動，而其遺著《2666》更是引發歐美輿論壓倒性好評。短篇小說集《重返暗夜》由十三個故事組成，是波拉尼奧寫作風格的典型樣本，他所關切的主題、偏愛的人物盡在其中。此文為《重返暗夜》譯后記。 

作者: [智利] 羅貝托·波拉尼奧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譯者: 趙德明

到今天為止，波拉尼奧的作品本人已經翻譯了五部：《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護身符》《美洲納粹文學》，以及這部短篇小說集《重返暗夜》。對這位智利作家的文學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有了一個粗淺的了解。寫下來供讀者參考。

影響波拉尼奧文學創作的外部條件是他生活的時代和社會。1953年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2003年病死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終年五十歲。父親是卡車司機，母親是中學教員。家境平常。在母親的慫恿下，父親于1968年帶著全家到了墨西哥。這時羅貝托?波拉尼奧十五歲，沒有上完中學，正好趕上了這樣一堂“課”：1968年10月3日在墨西哥城爆發了學生運動，呼吁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實行獨裁統治的執政黨派遣軍警去三文化廣場鎮壓學生，開槍殺害數百人，打傷幾千人，捕人無數；同時對國立自治大學校園進行搜捕，制造了震撼世界的“特拉特洛爾科大慘案”。同年10月12日至27日墨西哥奧林匹克運動會如期在墨西哥城舉行。這兩件大事都給少年波拉尼奧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七年后，他在一系列作品中都有詳細描寫。1999年問世的中篇小說《護身符》的主要情節就是以軍警搜查大學校園為背景的。1973年，波拉尼奧二十歲，欣聞祖國巨變，由智利人民陣線推選的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急需國內外的聲援和具體幫助，以便進一步推動政治、經濟改革，他用搭車的方式輾轉回到了智利，時間是8月。9月11日陸軍司令皮諾切發動軍事政變，派遣飛機、裝甲車、正規軍攻打總統府，阿連德頭戴鋼盔、手持沖鋒槍英勇反擊，不幸陣亡。11月波拉尼奧在前往首都的途中被捕，在監獄里蹲了八天，被兩位中學老同學營救出獄，這兩人是警探，在監牢里登記囚犯時發現了波拉尼奧。出獄后，他重返墨西哥。1974年1月回到墨西哥家中。1975年天天讀書，天天寫作。智利這段經歷多次出現在他筆下。《重返暗夜》這個短篇小說集中的《警探們》就提到了他在獄中的表現。1975年他與十九位墨西哥青年詩人組織了“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口號是：“放下一切，重新上路！”對墨西哥和拉美一些文學巨匠，例如，大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小說家加西亞?馬爾克斯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提出：“炸飛官方文化的腦殼”。該組織多次去官方舉辦的文化活動場所破壞搗亂，例如沖擊圖書首發式、官方文學授獎儀式、詩歌朗誦會等。他們自辦詩會，出版《下現實主義通訊》《散文》《狐貍回雞窩》等刊物。第一批成員共二十人，年齡最大的28歲，最小的15歲，大部分人的年齡22歲，跟波拉尼奧一樣，都是大學生和輟學青年，但喜歡文學。他們認為自己代表“大眾文化”，有革命思想，贊成文學藝術家“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主張與官方文化唱對臺戲。波拉尼奧是他們的領袖，起草了《下現實主義宣言》，組織出版《下現實主義通訊》，編輯《下現實主義青年詩人選集》。他在長篇小說《荒野偵探》中對“下現實主義”青年的活動有詳細描寫，例如，咖啡館聚會、酗酒、吸毒、斗毆，揭示出這一代文學青年的絕望和憤怒的情緒。美國文學評論界普遍認為，下現實主義的主張是“發生自內心沖動的現實主義”，是受美國“垮掉一代”的影響。但墨西哥文學評論家蒙塞拉特?瑪塔里阿卡(Montserrat Madariaga)則認為，下現實主義的主張在于“寫詩的態度。詩中做愛是真愛，不是編造；不用意象，是把生活經驗化為詩歌。在政治思想上，他們渴望擺脫社會以有序的名義而強加于人的常規和限制。他們贊成革命，不主張建立黨派。”“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成果之一是出版了一系列刊物和詩選，例如，《下現實主義通訊》《散文》《狐貍回雞窩》《空港區》等，到2011年還有這樣的文章問世：《應該消滅奧克塔維奧?帕斯》，2012年《炸飛官方文化的腦殼的確是健康措施》。

1977年波拉尼奧本想去瑞典謀生，但是此前已經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定居的母親希望他去她身邊生活。于是，他告別了“下現實主義”的弟兄們，來到了巴塞羅那。起初沒有固定工作，只好干臨時工，他洗過盤子，當過飯店門童，在餐廳里當跑堂，收過垃圾，為夏令營營地守夜，在碼頭上卸貨，去葡萄園里摘葡萄，在雜貨店當售貨員。但是，只要有空閑，就讀書，就寫作，跑圖書館，甚至偷書。天才加勤奮，陸續開花結果了：從1980年開始到1999年的時間里，出版了詩集和小說多部，獲得多項文學獎，重要的有：《莫里森的門徒和喬伊斯的粉絲的忠告》（1981年），這是波拉尼奧出版的第一部小說，與A.G.Porta合寫；第二部小說《大象之路》（1984）獲得Felix Urabayen 文學獎；第三部小說《溜冰場》（1987）獲得伊倫市文學獎；1996年有兩部小說問世：《美洲納粹文學》和《遙遠的星辰》；1998年長篇小說《荒野偵探》出版，先后獲得西班牙Herralde小說獎和拉美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從此名聲大振。

西班牙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恩里克?維拉-瑪塔斯（從1973到2012年創作小說25部，獲得各種獎項21種，在歐洲和美洲享有盛譽）給《荒野偵探》的評價是：

“《荒野偵探》可能是一個突破，為新千年的文學流派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另外，對我本人來說也是一個突破口，迫使我重新設計自己敘事藝術的方方面面；它給了我勇氣，鼓勵我繼續寫作，挖掘出我寫作的潛力。”

2003年6月拉美作家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聚會。阿根廷作家、新聞工作者羅德里格?弗萊撒【Rodrigo Fresán，1963— ，成名作《阿根廷故事》（1998）】認為：“毫無疑問，波拉尼奧作為拉美文壇領袖是當之無愧的。”

2003年7月15日波拉尼奧去世。他在6月30日曾經與好友西班牙作家、出版家霍爾赫?愛拉爾德(Jorge Herralde)有過一次長談，談及《2666》等文稿的處理問題。霍爾赫根據這次談話，寫出了《為了羅貝托?波拉尼奧》（2005年出版）。書中在談及《2666》的價值時，他寫道：“這是一部沉甸甸的偉大作品，潷出了波拉尼奧敘事藝術的全部精華；這是一次偉大的文學歷險，他把文學語言發揮得淋漓盡致。”霍爾赫是西班牙Anagrama出版社的創始人和社長（1969年至今），他慧眼識人，近三十年來幫助一批西班牙和拉美作家走上成功之路，例如，西班牙的阿爾瓦羅?彭坡（Alvaro Pombo）、恩里克?維拉-瑪塔斯（Enrique Vila-Matas）、哈維爾?馬利亞斯（Javier Marias）、拉美作家塞爾西奧?皮托爾（Sergio Pitol，墨西哥作家，2005年塞萬提斯文學獎獲得者）、羅貝托?波拉尼奧、阿朗?鮑爾斯（Alan Pauls，阿根廷作家、文學評論家、教授、電影編劇，成名作《往事》。2007至2013年創作了阿根廷20世紀70年代生活三部曲《眼淚史》《頭發史》和《金錢史》）等人，他領導的出版社先后在1994、1998、2002、2003、2005、2006年被歐洲出版界評為最佳文學出版社之一。

在波拉尼奧與友人的談話以及《2666》的藝術追求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在乎作品的結構，可以說，結構先于情節。從他的短篇小說中，我們知道，故事里的人物，作者早就熟爛于胸了，問題是如何巧妙地把他們安排到《2666》里的各個崗位上去，要求他們各司其職，因此全書的結構成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2666》的結構像一棵參天大樹，但它是倒置的，即故事從葉子開始講起，先說說法國文學教授讓-克勞德?貝耶迪是如何接觸到一位德國作家、本諾?馮?阿琴波爾迪著作的，再說說一位智利教授在墨西哥的遭遇，然后再說說一個美國記者法特采訪經歷。此后，別開生面，講起了墨西哥黑幫的罪行。最后才是阿琴波爾迪。表面上沒有情節聯系的五個部分最后都指向墨西哥的特萊沙市——全書的“根”。真像條條小路歸“羅馬”的敘述方式。這樣的結構顯然是作者運籌了多年的結果，《重返暗夜》中的短篇故事，就是未來長篇小說的一個個板塊。

更為引起我們思考的是，從1975到2003年的文學創作歷程中，波拉尼奧在一步步追求什么？是什么呢？他想告訴讀者什么？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波拉尼奧們這一代從來到地球上之后，他們的親身體驗是什么？他們耳聞目睹的是什么？簡言之，就是人類的罪惡，就是邪惡、貪婪、殺戮、欺詐，就是人性中惡的一面，這在戰爭販子、政客、為富不仁者身上表現得尤甚，他們當然是全人類中的少數，但是他們吹起來的邪惡之風、貪污腐敗之風、享樂奢靡之風為什么能風靡全球？為什么恰恰是這群邪惡之徒掌握著政權和財權，操縱著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呢？人類中的多數是善良、真誠、勤勞、勇敢的，但是，為什么這些人理性和健康的思維會為病態、瘋狂的說法所左右呢？當今的“文明”越來越下流無恥、越來越野蠻了，越來越赤裸裸地、無所忌憚地殘害自己的同類了，多數人為什么寧可沉默，寧可自保，而不愿意挺身相助別人呢？為什么科技進步了，而人們變得自私自利了呢？而稍有些良知的文學家、藝術家們呢，面對這樣丑惡的現實，又表現如何呢？他們早就分化了！宮廷御用文人早已有之，他們的使命就是為權貴服務和欺騙老百姓。有膽識、講道義、講擔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作家，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始終橫眉冷對，始終以文學為生命，始終相信即使地球爆炸了，空氣里仍然會殘留著詩歌的符號和韻律。在貪官眼里，這樣的文學家是傻子，但恰恰就是在這群“傻子”的精神世界里還飄揚著人道、人文、人性真善美的光輝旗幟。盡管這樣的精神越來越被邊緣化，越來越顯得絕望和無助。

波拉尼奧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絕望情緒是顯而易見的。面對著如此惡劣的社會環境，弱勢群體的壓迫感是很強烈的，孤零零的個人就更加看不到出路了。但是，波拉尼奧的性格中有叛逆的元素，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在拉美文化發展的道路上，以1810年為論，玻利瓦爾就高舉獨立的大旗，發動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戰爭。獨立、自由的口號成為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教育可以從拉美中學教材里得到證明。波拉尼奧喜歡讀歷史、哲學、文學，因此他說自己的詩歌和散文是“堂姐妹：詩歌是柏拉圖；散文是亞里士多德。她倆都討厭沉湎酒色。”他喜歡看德國歷史，尤其是第三帝國的興亡過程中，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在十九世紀創造了那樣燦爛的文化之后，為什么會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會衍生出法西斯主義并且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他還喜歡看蘇聯史，他想知道為什么開創了人類新紀元的十月革命，隨后的政權殺害了那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問題在《2666》，在《雪》《又一個俄羅斯故事》里都有明確的表述。他的觀點是：要革命，不要政黨。因為黨派里有過多“保持一致。我特別討厭這個一致性。”拉美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自由散漫，放蕩不羈，幾乎很少有例外。知道他們身上這個性格特征，才會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為人、為文。因為從十九世紀拉美各個共和國成立起，他們反對的就是“依附性”，主張“獨立、自由”。這種思想早就深入骨髓了。面對二十一世紀種種危機，拉美的有識之士都在考慮如何擺脫金融危機、體制危機、文化危機。波拉尼奧通過文學創作表現出來的“末日感”就是這樣一種憂患意識罷了。

翻譯完了波拉尼奧的五部作品之后，腦海里時時想起安徒生童話里的《皇帝的新衣》：當眾位大臣紛紛為皇帝的新衣喝彩時，那個黃口小兒的一聲斷喝音猶在耳。

趙德明

2013年7月31日下午五點八分北大燕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