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時代的我們》 喬爾達諾

像多數人一樣，我從《質數的孤獨》開始認識意大利當代作家喬爾達諾，那時候他還很年輕。對這本書的迷戀出于好幾個原因。首先這可以說就是一本同齡人寫的小說，在感情和思維方式上，它或多或少地記錄下我們這一代人的“愛與怕”。作品有一種雖不厚重，但非常鋒利的“當下感”，它與城市的興起、少子化的社會景況及人類越發精致卻脆弱的感受系統緊密相連。此外，作者作為一個典型的“理工男”，在追求普遍性真理的同時卻著迷于構建一個典型的只關乎“我”的故事，反差萌產生了一種神奇效果。何況小說中竭力營造的孤立無援的孱弱感，既如數學領域內對“質數”所下的定義一樣，已經成為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同時又很性感。你甚至不得不承認“質數”是一類非常性感的數字，就因為它無法同其他任何數發生關系，它煢煢孑立，冷若冰霜，耐人尋味……“質數”不再是一類數，而是一類人，讓我從中獲得了無限的認同感。

從《質數的孤獨》到《新冠時代的我們》，也就過去了十年，喬爾達諾卻不得不暫時從“我”的世界里掙脫出來了。雖然這本新書的意大利原文Nel contagio直譯過來是“處在傳染之中”的意思，但顯然，敏銳的譯者注意到這個短語所指向的那個隱而未見的對象，是“我們”，或者說是以我們每個人為單位的這個社會共同體。“作為喬爾達諾的我”選擇了“處在新冠時代的我們”這樣一個寫作對象，作家由此獲得了一個從集體性的他者出發反觀自我的全新視角。

“新冠”使作家們失去了“詩人”立場，喪失了置身于語言所代表的社會結構之外的立場。一場傳染病的全球蔓延將所有人都卷入其獨一無二的邏輯之內。作為一股強力，它打破了作家認識事物時早就習以為常的距離感和滯后性，它迫使他們走到它的面前，近距離地快速表述、闡釋和感受它。作家們于是不得不從“詩人”轉變為“散文家”，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打破自身與詞語之間一直以來平衡且獨立的關系，就像“新冠”對他們做的那樣，走進那股強力中去，把自己也變成與之類似的“強者”——詞語的主宰者和使用者。

當“詩人”成為薩特所提倡的那種“散文家”，當喬爾達諾想要為大家寫點什么時，文學范疇之內的表達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或是忠誠于它的作者呢？不得不承認，在過于強大的病毒面前，勉為其難地去進行文學表達可能會使文學創作本身喪失一些東西，比如，那種距離剛剛好的優雅，又比如，多少是由時間差所產生的余韻。要知道本雅明在古典藝術中尋找到的“靈韻”恰是建立在擱置現實時空形態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藝術本身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時空體系，它貼近，但與我們生活著的這個時空平行。當這種關系被打破，當文學需要完全沉入另一個時空中，并以此來承擔一些特別的責任，或達到一些特殊的效果時，作者是否準備好了去接受文學那些固有的藝術品格的喪失？這預示了一次冒險。

然而，從新冠期間的即時性書寫已經在作家群中蔚然成風這一事實來看，大家多少都有些坐不住了，局勢逼迫人不斷加強自己對事態的“介入”程度。然而當下的寫作者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寫什么嗎？對寫作內容和對象的確定是出于一種純粹的表達意愿，一種真正的自由意志，抑或僅僅是被動地對現實問題的回應？喬爾達諾坦言他之所以寫作是為了防止“遺忘”，因為“痛苦迫使我們面對模糊不清的真相，重新思考我們的優勢；他鼓勵我們為當下賦予新的意義。然而，一旦痊愈，這些啟迪就會煙消云散”。是的，記錄和反思的責任是驅使他定下寫作內容的根本動力，不能說這就不是一種自由。

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寫作，雖然在成堆的文字中，屬于喬爾達諾的這一部分仍然具有很高的辨識度，但這不是因為他的社會責任促使他的寫作本身產生了變化，而恰恰是因為他在這一場全新的書寫行動中對自己固有的風格仍然保持足夠的忠誠。比如，他那粒子物理學博士的專業背景，以及在文章中對數學知識的巧妙運用。這使他的思考散發出一層由現代科學的特有魅力所帶來的理性光芒，為語詞增添一份恰到好處的現代性。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指數”這個詞毫無懸念地成為了高頻詞，就像“質數”那樣，看上去很冷，在說服力和表現力方面卻有著神奇的功效。“指數”讓我們明白了自己已然被剝奪了孤獨的可能性，不得不成為人群中的一員；就如當年的“質數”讓我們知道了自己的孤獨，無法成為任何群體中的一員。

喬爾達諾自己在書的最后調侃道：“成為作家以后，我以為自己再也不會碰數字，但它以最意外的方式回歸了。”他在用作家的敏感觸摸這些抽象的數字概念，或者說，他讓數字成為一種新的修辭，新的表達方式，這與他的思考對象——這場疾病，這場災難——意外地相遇，并且契合了。雖然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被動，就如我們每個人在這場疫情中的感受一樣，一切的自主性都必須讓位給身體的健康與生命的保全。自由的意義看上去被無限期地懸置了起來，然而就在此時，一個作家的主體性卻變得強大，它通過寫作自我實現，目的是為了證明自由仍然是可能的，雖然其主題和內容已經被預先設定，但寫作行為一旦開啟，它必定能或多或少地產生一種自由感，哪怕是幻覺，并將肉身悄然地排除在外。

也許，正是對喪失自由的焦慮激起了喬爾達諾的寫作欲望，盡管這種焦慮并未因為他的寫作而被超越。在這個意義上，寫作變成了作家用以回應時代的一組必然動作，重點在于正在進行著的書寫，而不再只是完成了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