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是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思想成熟時期的重要代表作，集中展現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張力的思考。貝爾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經濟體系、政治和文化的分裂事實，斷言資本主義文化式微，無力承擔緩和其他兩者之間結構性張力的任務。他深信西方文化“將在某個時刻重新回歸到對神圣的發掘”，這將其推向了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

虛無主義與現代分裂

貝爾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發掘始于20世紀中葉流行于西方社會的虛無主義傾向。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創，使得社會可能徹底瓦解的消極情緒在西方社會廣為流傳。在貝爾看來，“虛無主義”背后的理論設想是“宗教天啟式”（Apocalyptic）社會變革觀念，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對“世界末日”的理解，后經奧古斯丁對羅馬帝國滅亡教訓的反思得到強化。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開篇導言中，貝爾辨識了兩種虛無主義樣式：其一是尼采式的“虛無主義”。貝爾分析認為，尼采早在《悲劇的誕生》中就刻畫了一種作為“理論人”楷模的蘇格拉底形象：他習慣通過引導性對話，不斷修正對話者觀念中的錯誤，以追求真理。蘇格拉底“發現自己的最大快樂在于揭露事物的過程，并從中證實自己的力量”。這本質上是一種理性主義和精密計算的能力，其特點是通過程序控制、操作包括人類文明在內的一切事物。其二是約瑟夫·康拉德式的“虛無主義”?？道略谛≌f《特務》中試圖呈現一種“文明”與“生活中存在的無政府主義沖動和返祖根源”之間的深刻矛盾?！拔拿鳌毕笳髦鐣暮诎底呦蚬饷?。在此過程中，無政府主義和那些返歸黑暗的破壞勢力，總會以某種方式嘗試沖破“文明”，將社會重新帶入“愚昧”中。在貝爾看來，這就是虛無主義的本質性暴力：“無意義的行動（the senseless act）——瘋狂?！碧摕o主義一旦被具象化、實踐化，其破壞力將會投射到現代社會，從而引發一系列極具威脅力的恐怖活動。這不僅是一種不滿現存社會運行結構之消極情緒的釋放，更是一種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反叛。就此而言，康拉德式“虛無主義”對“無意義行為”的追求，是作為反對所有傳統習俗的文化產物。兩種虛無主義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類社會快速瓦解的可能性，而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巨大災難性后果，更是加速了虛無主義在西方社會的傳播。除此之外，虛無主義還受到德國哲學“社會整體觀”的理論影響：社會是一個圍繞某種抽象化、內在化原則的有機整體。這種社會整體觀的理論構想源于黑格爾對“精神”的意志論論述，其最新理論呈現是當代美國社會學奠基人塔爾克特·帕森斯的“宏大理論”（Grant Theory），主張借助一組高度抽象化、規范化、普遍化且彼此關聯的概念實現社會的統一化。

貝爾承認，就資本主義社會當前情形而言，確實存在著分裂的可能性。然而，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會依照虛無主義和“社會整體論”所設想的那樣，快速完成社會整體層面的變革？對于這一問題，貝爾認為，從文化視角來看，包括各種生活方式、社會關系、規范和價值等內容在內的社會構成性要素，并不會在一夜之間全部翻轉，特別是那些風俗習慣和約定俗成的傳統。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變革從時間維度來看要更為緩慢，其進程遠比那些天啟式觀念、宗教所標榜的夸張式變革更為復雜。因此，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思考，立足點應當是現代社會分裂的事實，而非一種社會整體觀的理論構建。

面向人類生存境遇的反思

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分裂的情景下，如何解讀“文化”？貝爾認為，對文化的理解，本質上是一種面對人類生存條件和困境，指向人類生存意義的理論反思。對此，貝爾從文化范圍、文化功能以及文化指向三重維度，發展了一種別樣的“文化視界”。

目前，關于“什么是文化”的疑問尚未達成普遍共識，以下兩種文化定義具有較大影響力：第一種是以愛德華·泰勒為代表的人類學視角，將“文化”視為某種既定社會形態中所有成員的生活行徑，即文化作為一個復雜整體，包含了成員的所有社會屬性。第二種定義文化的方式以馬修·阿諾德為代表，他認為文化是教化、培育人類優秀品質的工具，“是對完美的研究，是對和諧之完美、普遍之完美，以及那些包含成為某種事物而非擁有某種事物之完美的追求，也是研究一種涵蓋心靈與精神之內在條件，而非境遇之外在背景的完美”。這是阿諾德基于文化視角對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無政府狀態”的一種思考。

然而，泰勒等人的文化定義雖具有某些合理性，但沒有表達出對人類生存境遇與困惑的真實思考?；诖?，貝爾借用了恩斯特·卡西爾的文化批判學說，主張“文化，特別是在此書中，其含義略小于人類學的定義，即將任何‘生活方式’界定為文化，又稍大于貴族傳統將文化限定在優雅之形態和高雅藝術中”，并進一步強調“我所謂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領域，在本書討論的范圍內，狹義上而言更多的是‘表現的象征主義’；體現在繪畫、詩歌、小說中的這些努力或由禱念、禮拜和儀式中所表現的宗教主義，都試圖以某種想象形式去探索并表達人類生存的意義所在”。貝爾視野中的文化不再是那些呈現在人類社會形式（如藝術、宗教、神話等）中的具體內容，而是一種人類為應對多重生存困境所形成的客觀化產物，它指向人類生存意義。

按照其對文化范圍的界定，并結合資本主義社會的分裂事實，貝爾認為，我們應該重點關注文化的如下功能，即“對社會、團體和個人來說，文化是一個維持認同/身份（identity）的連續性過程”。在貝爾看來，資本主義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先后經歷了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后工業社會”不同的社會發展形態，這種轉變一方面加速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也就是說，人類相應地歷經了手工攫取自然資源的時代、以人與機器為關系紐帶而改造自然的時代，以及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智能技術時代；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生命意義的來源已從上帝、宇宙等外在存在者，轉移到人的主觀創造，即生命意義從一種“被賦予”人類的狀態，轉變成一種人類主動賦予其他事物以意義的狀態。貝爾注意到，這種變化雖然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但在人與自然、社會和他者的問題上帶來了新困難：現代文化無力承載表達人類生存意義的使命?？梢哉f，我們在享受著“祛魅”世界帶來的便捷的同時，也承擔著“認同/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帶來的各種精神困擾。貝爾希望通過重新劃定文化范圍，遵循象征形式表達人類生存意義的內生邏輯，將繼承而來的諸如美學觀念、道德觀念、風俗習慣等各種社會性要素重新整合到一起，使社會、團體和個人之間保持一種“穩定”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是感知領域，也是情緒與道德的領域，更是力圖統籌這些情感的智識領域”。正是在這里，我們觸及到貝爾文化觀的本體論要旨，即文化本質上是對人類生存境遇展開的理論反思，是一種不斷探求生命意義的解釋活動。

在貝爾看來，現代人的“認同危機”最終指向了一種對人類生存、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思考，它本質上是“一種對原始問題的回溯。這是一些圍繞著所有時代、所有地區和所有人類的原始問題，它一方面源自人類處境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來源于人類不斷追求達到彼岸而帶來的張力”。對于貝爾這樣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而言，他始終堅信，文化在內容而非形式上具有的“回溯”傾向，能夠對人類生存境遇作出一種情感與智識的回應，因為“文化的原理就是一種不斷回到（不在形式上，而是在關心的問題上）源于人類生存之有限性而產生的核心特征的過程”。因此，文化是能“為人類在其生命進行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而提供一套恰當解釋的嘗試”。

綜上，貝爾思想成熟時期的致思取向是嘗試借助對“文化”概念的重新梳理與整合，分析并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系統性張力。然而，這種方式的有效性并不顯著，這正是哈貝馬斯批判貝爾，并將之劃歸為“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原因所在。但無論如何，貝爾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矛盾”，是分析獨到而富有啟發意義的，他所建構的“文化視界”實則印證了他作為當代思想家體現出來的一種反思人類生存境況與未來走向的人文關懷。

（本文受到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