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的發展和演變，其主要理論是運用歷史比較法歸納語言的親屬關系及其歷史演變，“同源詞”是這一理論得以實現的關鍵。同一種語言在不同的地區經過歷史分化形成了不同的語言，表示同一語義的詞語在這些不同的語言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拼寫形式。但是，這些不同的拼寫形式卻具有整齊的語音對應規律，這些詞語被稱為同源詞（cognate）。

今天，我們對歷史比較語言學應該持有一種更為辯證的態度。這種辯證精神同樣適用于對“現代漢語史”進行深刻的反思。

從“竹夫人漢語”到“歐化漢語”

王力說，“如果因為西洋沒有竹夫人，就忽略了我們家里竹夫人的存在，就不對了”，這原本是反對漢語語法學模仿西方語法學的有力論據。在此，我們以“竹夫人”作為隱喻，說明“現代漢語”的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漢語從什么時候開始沒有了“竹夫人”？“空調／電風扇”是從什么時候進入漢語的？

模仿、嫁接、借詞、意譯，都是現代漢語“歐化”的主要路徑。王力說，“從民國初年到現在，短短的20余年之間，文法的變遷，比之從漢至清，有過之無不及。文法的歐化，是語法史上一樁大事。咱們對于這一個大轉紐，應該有一種很清楚的認識”。然而，近70年過去了，歐化似乎已經成了漢語發展的“內部因素”，人們對歐化也習以為常，不再在意了。

現代漢語研究也需要歷史層次分析

現代漢語的來源是什么？大概包括：古白話、歐化成分、新造成分、方言、古代文言，等等。這些要素在融合之后形成的白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被稱為“新白話”，所以，有些學者把新白話看作現代漢語的起點，或者把新白話看作現代漢語的主要組成部分。

以歐化為例，賀陽認為“大部分歐化語法現象與漢語固有傳統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某個語法成分的出現頻度上，是罕見與廣泛使用之間的差別，而不是絕對的有和沒有的差別”。朱冠明說，“‘是時候VP了’結構式在世紀之交漢語口語中出現，是對英語‘It’s time to...’結構的模仿，短短20年間，已成為年輕人同類結構中最主流的表達方式”。事實上，即便是“年輕人”在口語中也極少那么表達，除非是為了強調時間，否則，漢語口語中只說“VP了”，“上課了／吃飯了／睡覺了”幾乎從來都不說“是時候……了”。在書面語中，現代漢語“是時候VP了”主要為了特意地強調時間，因為漢語的傳統思維并不注重時間表達。“著／了／過”在古代漢語中雖然已有使用，但它們在現代漢語中高頻率使用卻應該是歐化的結果。王文斌認為“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漢語具有空間性特質”，據此我們可以推論“著／了／過”的高頻率使用并非漢語傳統。古代漢語中也有“是時候了”，例如“天是時候了，該磨豆腐了”，“該……”特意強調了動作行為的時間。對于歐化對現代漢語的“廣泛影響”，我們很難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對其準確定量、絕對定性。即使如此，歐化確實極大地改變了漢語，“語感”本來就是語言科學的研究證據。

除了歐化成分、新造的語言成分以外，對現代漢語其他的來源要素進行歷史層次分析的難度更大。比如說，白話和文言糾纏了千余年，方言自身就有復雜的歷史層次，等等。

我們強調現代漢語的歷史層次，旨在避免靜止地對待“現代”，單一地分析“現代漢語”。

辯證思考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

歷史比較語言學嚴格區分同源詞和借詞，不能憑借借詞構建語言譜系。

同源詞和語言譜系是否存在循環論證？因為“原始的同一種語言”是確定同源詞的前提，在確定同源詞存在整齊的語音對應規律之前，這“同一種語言”只是一個科學假說。我們認為，同源詞是一個個的個體，語言譜系是一個系統，通過個體推導出系統不是循環論證。另外，借詞是建立在語言接觸的基礎之上的，語言接觸屬于“語言的外部因素”，因此可以借助于語言的外部因素判定借詞。

構建出語言譜系有什么用處？我們認為，語言譜系是語言比較的關鍵，同一系屬的語言便于比較，不同系屬的語言不宜盲目地比較。比如說，一頭驢和一棵楊樹比較、一匹馬和一塊石頭比較，那能比較嗎？這種反思，對今天的語言比較研究仍具現實意義。

上古是否真的存在完全統一、毫無方言差異的“原始祖語”？這涉及人類的起源，即人種是單一起源還是多起源問題。至今，科學家大多仍然相信人類是單一起源的，這是“原始祖語”存在的一個有利的根據。當然，對于原始祖語，人們基本上不可證偽，也難以絕對證實。

以上這三個方面的辯證精神，至今都無損于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科學屬性。

歷史比較語言學辯證啟迪現代漢語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辯證精神，能夠啟發我們進一步地完善現代漢語研究的學術觀念。

現在，人們不再把漢英（英漢）研究歸為比較語言學，而把它們歸入“對比語言學”。對比語言學可以應用于那些沒有親屬關系的語言，更側重究其異而非求其同。比如說，東施效顰了，還向西施借了胭脂，如果有人拿東施的胭脂、顰和西施的胭脂、顰比較，并驚奇地發現那竟是一樣的胭脂、一樣的顰——“現代漢語中的英化”和“英語的特點”相同、相似太正常了，除了可以證明那是借的、效的之外，實在是不具有“語言類型學”的意義。當然，能借、能效的有可能是驢、馬、騾子，而不太可能是“驢和一棵樹”或“馬跟一塊石頭”。另外，現代英語的各要素的來源也十分復雜，英語的“他化”也很嚴重。

李春陽說，“今日的讀者與當年新文藝語境總算隔閡了，大致會同意（我站在樹旁）其實比（站在樹旁的我）順暢，才是地道的漢語，新文藝運動光環消失后，當初大量名噪一時的作品，委實不堪卒讀”。例如“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插入語“當初雖然不知道”是外語語法的嫁接，“……的我”應屬于“歐化的類推漢化”。英語中，“……的我”的原型“I, who...”罕見。who從句多作“他者”的定語，“The man/He, who...”多見，而“……的我”可能是“He, who...”的類推漢化。傳統上“英語多從句，漢語多分句”，“……的我……”漢語完全可以使用多個獨立的句子，沒有必要讓“……的我”和“我……”擠在一個長句內。當然，這種歐化也許不是來源于who從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今年18歲了”／I’m 18 years old with a 4000-year history of cannibalism，“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累了”／I’m tired after 4000 years of cannibalism。如果遇到這樣的英語句子，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不習慣譯為“……的我……”，似可譯為“我吃過四千年的人，可今年才18歲”“吃了四千年的人之后，如今我卻累了”。這種“不習慣譯為”，大概可以佐證“‘He, who...’的類推漢化”是一種“過度類推”，可能源于過度的文化歐化，而不僅僅是漢語歐化。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是“思想觀念的歐化”影響了漢語，還是“漢語的歐化”影響了思想文化，并不容易區分，這兩種不同的情況都可以造就“歐化的漢語”。隨著中西交流的深入，歐化從單純地作為漢語的“外部因素”，逐漸地生長出一定數量的“內部因素”，這就使得我們對歐化漢語逐步地習焉不察、習以為常。我們可以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歐化，漢語也可以不奉行“語言純潔主義”，但是，理性地分析現代漢語的歷史層次卻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