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正在成長過程中的青年作家，唐詩云的小說創作數量，無論如何都稱不上多。雖然數量不多，但其中的一些作品卻往往會以其較為鮮明的思想藝術個性而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她最近的短篇小說《腐爛的泡蘿卜》（載《湖南文學》2021年第3期），也同樣如此。一般情況下，當下時代的大多數中短篇小說，作家在寫作時都會圍繞某一個貫穿始終的事件來構思情節，推進故事。鮮少有人打破這種寫作慣性，采用另外一種以人物形象為中心的“去故事化”的寫作方式。

所謂“去故事化”，并不意味著小說文本中就沒有故事，而是說，在這一類小說文本中，故事的形態往往是破碎化的，是圍繞著某一位核心人物形象而被隨時穿插的。這一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魯迅先生那篇早已被高度經典化了的短篇小說《祝福》，魯迅只是在用若干零散的精彩細節，以一種深度揭示內在精神世界的方式，刻畫塑造祥林嫂這一人物形象。唐詩云的《腐爛的泡蘿卜》所采用的，正是類似于《祝福》的一種具有藝術挑戰性的創作方式。

如同《祝福》一樣，《腐爛的泡蘿卜》所采用的也不僅是一種限制性的第一人稱敘事方式，而且敘述者“我”身上也很明顯地打上了唐詩云自己的烙印。小說之所以被命名為“腐爛的泡蘿卜”，大約與小說第5節開頭處的一個細節有一定關聯：“堂奶奶和東臨叔住的老房子雖說暗淡陳舊，在一片竹林后倒顯得很陰涼。我翻過后院的籬笆，推開門，一陣腐爛的泡酸蘿卜味撲鼻而來，散發出令人作嘔的尸味。”這里的“尸味”一詞，或許與“我”前來參加東臨叔的葬禮有關。但作為小說標題由來的“腐爛的泡酸蘿卜味”，卻毫無疑問可以被看作是主人公東臨叔的某種象征。

小說開宗明義就是東臨叔的突然死亡。“東臨叔叔才過完45歲生日，怎么就死了呢？他是怎么死的呢？死在哪？”敘述者“我”的這些疑問，同時也是廣大讀者的疑問。吊詭的一點是，在實際的寫作過程中，唐詩云的關注重心卻并沒有停留在這些問題的解答上，以至于一直到讀完全篇，我們對以上問題的答案也仍然還是一無所知。作家真正的聚焦點，落腳到了主人公東臨叔這一畸形靈魂的點染與勾勒上。那么，以一場突如其來的死亡把“我”從遙遠的武漢牽引回小鎮的東臨叔，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形象呢？稍加概括，東臨叔其實是帶有一定無賴色彩的落魄知識分子形象。首先，他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其次，是他的好面子與熱衷于吹牛。明明已經淪落到了連飯都吃不起的地步，但他卻依然要打腫臉充胖子，假裝很快就會有朋友請他去吃飯。就這樣，一直等到“我轉了些錢讓他請朋友吃飯”，他才肯移步離開。到他去世后，“我”數了數，發現東臨叔差不多每隔半個月就要想方設法向“我”借一次錢。第三，是他沒有自制力的熱衷于賭博和嗜酒。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第四，也即他那恩將仇報式的精神分裂人格。這一點，突出不過地體現在東臨叔和“我”們家的復雜關系上，“有段時間，關于父親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舉報信一封接一封，父親的熟人把其中一封舉報信拿出來，我母親從字跡上發現了驚人秘密——字跡像極了東臨叔叔在我家廢報紙上寫的字。”一方面，東臨叔不僅寄居于“我”們家5年，而且總是向“我”父親提出各種要求，“我父親有些為難，但也不得不滿足他”；但另一方面，真正了解內情的他卻成為了一個可恥的告密者。

如果說唐詩云這篇《腐爛的泡蘿卜》存在什么遺憾之處，那就是，作家只是生動形象地描摹勾勒出了東臨叔的人物性格，而沒有能夠進一步把筆觸探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把東臨叔何以會精神分裂、何以會落魄至此的真正原因挖掘和表現出來。倘若能夠做到這一點，那毫無疑問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這個短篇小說的思想藝術水平。但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唐詩云竟然把東臨叔的突然死亡與新冠肺炎巧妙地聯系在了一起，盡管最后她沒有明確交代東臨叔的死因，但以一種暗示的方式把他的死亡和新冠肺炎聯系在一起，就使得這篇小說也同時具有了反思的意義和價值。對于這一點，明眼人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