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法文版封面

卡米耶·庫什內(nèi)

2021年伊始，《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猶如一枚重磅炸彈，震驚了法國文壇和政治學界。作者卡米耶·庫什內(nèi)（Camille Kouchner），45歲，大學法律教授，《大家庭》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一位新人的處女作何以掀起如此波瀾？究其原因，這本書揭露了少年時期繼父對雙胞胎弟弟進行性侵的亂倫丑聞，而繼父奧利維·杜阿梅爾（Olivier Duhamel）還是政治圈的耀眼人物，他早先在高校擔任憲法教授，曾擔任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主席，去年年初，被任名為世紀俱樂部主席，該俱樂部聚集了法國金融、政治和媒體界的精英。因此，無論是作品話題的敏感度，還是其涉及人物的社會影響力，都足以讓這本書成為這個冬天法國電視廣播報刊繞不開的話題之一。

全書以母親的葬禮開始，喚起了作者對兒時的回憶，時間倒退至20世紀80年代。作者6歲那年，親生父母分開，各自重組家庭，孩子跟隨母親開始新的生活。繼父比母親小10歲，相似的法律專業(yè)背景，知識分子間的默契，彼此眼中的柔情，加之繼父待孩子熱情貼心，視如己出，很快繼父代替了父親的角色。每年夏天，一家人都會到繼父擁有房產(chǎn)的薩納里度假，并邀請許多好友來家中聚會，宛若一個“大家庭”。不僅繼父擁有很多光環(huán)，母親艾芙麗納·皮西爾（Evelyne Pisier）也絲毫不遜色，公共法律專業(yè)教授、政治學家、法國女權(quán)主義的先鋒人物，年輕時曾是古巴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情人。母親的妹妹瑪麗-弗朗絲·皮西爾（Marie-France Pisier）還是法國著名影星。這樣一個“大家庭”聚集了眾多耀眼的左派人物：哲學家呂克·費里、律師吉恩·韋伊（西蒙娜·韋伊的兒子）政治家伊麗莎白·吉古等，堪稱當時左派精英的縮影。這些人年輕時都經(jīng)歷過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他們鼓吹自由，其中包括女性主義強調(diào)的“性自由”，在南法盛夏一個個熱鬧非凡的晚上，演繹著獨特的“后68年代式的”生活方式。然而，自由的旗幟之下是病態(tài)的環(huán)境：成人和孩子在泳池嬉戲，彼此赤裸著身體，無所忌憚，繼父還會拍攝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并且把照片張貼在房間的墻上。只是以作者當時的年紀，還不會分辨“自由”的真正含義，只是多年后回頭看這一切，才意識到不妥之處。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986年和1988年，母親的雙親相繼自殺離世，由此拉開了悲劇的序幕。母親難以承受噩耗，依賴酒精打發(fā)時日，沉浸在痛苦中無法自拔。于是繼父成了孩子們的支柱，卻沒有想到成了噩夢的開始，繼父在弟弟13歲到15歲期間多次對他實施性侵。在接受“大書店”節(jié)目的訪談中，作者表示她永遠記得弟弟來向她求助的那一幕：一天，弟弟把“我”叫到房間，告訴“我”繼父對他做的那些事情。弟弟先是轉(zhuǎn)述繼父的話，媽媽的雙親都自殺了，她現(xiàn)在非常累，“我們”就不要再去給她添麻煩了。弟弟讓“我”保守這個秘密，并且求我?guī)退麑^父說“不”。可是“我”沒有。在“我”眼里，繼父是那么充滿魅力，讓人仰慕。“我”曾看到過繼父和其他女性打情罵俏，可是母親告訴“我”說：“那是我們的自由。”年幼的“我”不明白“自由”的邊界，更無法理解“亂倫”的概念。繼父對弟弟的行為也是允許的嗎？那個時候， “我”的困惑沒有人解答。之后，繼父每次去弟弟的房間，“我”都知道，“我”能聽見他的腳步聲，他開門進入弟弟的房間，在沉靜中“我”想象著那個房間發(fā)生的事情。結(jié)束后，繼父總會來到“我”身邊，告訴“我”，現(xiàn)在的每一天對媽媽來說都是一次勝利，所以“我們”最好不要去打擾她。他總是拿媽媽做借口，他也知道“我”對他的信任，他料定“我”不會把這件事說出去。的確，“我”什么也沒有說。罪惡感就像一條蛇，從那時起，它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我”，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罪惡感與日俱增，小蛇變成了多頭蛇神，在心底深處起舞，洋洋得意。因為“我”選擇了沉默，仿佛意味著“我”默許了這件事的發(fā)生，“我”感覺自己變成了同謀。

多年后，“我”和弟弟都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2008年，終于，“我”決定不再沉默。然而，說出真相后，母親的反應卻令人出乎意料，她責怪“我”為什么當時沒有告訴她，不然她就會離開繼父。而現(xiàn)在，一切都太晚了。她甚至責怪弟弟，認為都是弟弟的錯。為此，小姨和母親大吵一架，分道揚鑣。2011年，瑪麗-弗朗絲·皮西爾在家中身亡，死因不明，作為法國新浪潮電影明星，她的離奇死亡在當年引發(fā)了各種各樣的議論。直到2017年，母親去世，30多年來飽受折磨的“我”，決定將這一切寫下來。《大家庭》以母親的葬禮開篇，以一封寫給過世母親的信結(jié)尾。在這封信中，作者對母親復雜矛盾的情感躍然紙上：一方面是曾經(jīng)對母親深深的愛，另一方面是對母親行為的費解和怨恨：“你要記得，我們也是你的孩子。”當年，弟弟讓“我”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我”沒有說。“我”沒有說，不是因為信守這個承諾，而是對于當時弱小的孩子而言，父母看起來是那么高大，怎么會做對孩子不好的事情呢？是父母讓孩子沉默、噤聲。無疑弟弟是受害者。“我”沒有保護好他。可很久以后“我”明白，“我”也是受害者。因為繼父的行為和舉動，“媽媽，這些年來，罪惡感、悲痛感和憤怒感壓得我喘不過氣”。直到寫完這本書，“我”仿佛終于可以擺脫心中的多頭蛇神了。卡米耶·庫什內(nèi)認為，無論哪個階層，都存在亂倫。而這個敏感的話題，由于觸及家庭深處最隱秘的部分，會動搖整個家庭的根基，所以受害者往往難以啟齒。她希望可以為無數(shù)因為害怕、恐懼、內(nèi)疚、負罪而沉默的兄弟姐妹發(fā)聲，讓更多人關注這個群體。

近幾年，在文學界或影視界，也不乏其他人和卡米耶·庫什內(nèi)一樣，勇敢地打破禁忌。法國作家克莉絲汀·安戈（Christine Angot）在13歲至16歲之間多次遭到父親性侵，先后以此為題出版了《亂倫》（L’Inceste，1999）和《不可能的愛》（Un amour impossible，2005）。導演安德麗·貝斯孔（Andréa Bescond）9歲時被父母的一個朋友性侵，她將這段成長經(jīng)歷改編成電影《不能說的游戲》（Les Chatouilles），于2018年上映。去年，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Vanessa Springora）在其作品《默許》（Le consentement）中指控作家加布里埃爾·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在其14歲時對她實施性侵，書籍出版后同樣在文壇引發(fā)了不小的轟動。當沉默被打破，隨著越來越多的受害者選擇發(fā)聲，性暴力這一話題受到了更多的關注。2017年秋天發(fā)起的“MeToo”運動，揭示了女性所遭遇的性暴力，而后，關注的弱勢群體也開始向兒童和青少年延伸，大眾對這一敏感話題的認知和意識也隨之覺醒。據(jù)統(tǒng)計，在法國，1/5的女性和1/13的男性曾在童年時期經(jīng)歷過性暴力，而1/10的法國人都曾是亂倫的受害者。《大家庭》一書出版后，社交平臺上涌現(xiàn)出“MeTooInceste”（我也是亂倫受害者）等話題標簽。一場法國版的“MeToo”運動正在上演。繼父奧利維·杜阿梅爾對弟弟的性侵案因為過了法律時效期而變得棘手，但“杜阿梅爾事件”足以震動法國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迫于輿論和抗議，繼父辭去了所有職務，與其相關的人也相繼離職，比如巴黎政治學院的校長弗雷德里克·米昂，因早前知道杜阿梅爾性侵一事卻保持沉默，被抗議的學生圍堵在校園門口。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用細膩的語言、繁復的比喻和精妙的修辭，刻畫了溢滿孤獨與絕望的“房思琪式的強暴”，撕下了“李國華們”丑惡又虛假的嘴臉。伊藤詩織在《黑箱》里揭露司法體系的弊端，與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抗爭。香奈兒·米勒作為受害者，在《知曉我姓名》中回顧當年的“斯坦福大學性侵案”給自己造成的傷害，以及為此討回公道時遭受到的不公與侮辱，她同其他性侵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訴世人：為罪惡付出代價的應當是施暴者，而不是被侵犯的人……暴力之下，文學何為？對于卡米耶·庫什內(nèi)，寫作是自我療愈的過程，同時也是為千千萬萬受害者同胞發(fā)聲的機會。克莉絲汀·安戈表示，不乏一些受害者想發(fā)出聲音，卻苦于找不到途徑。而文學將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鮮活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讓大眾得以通過閱讀引發(fā)思考，比如，如何采取必要的立法手段來填補法律實效性這方面的空白，從而對施暴者予以懲戒，對受害者加以保護，這些在今天都極具現(xiàn)實意義。當文學和現(xiàn)實的邊界變得模糊，當二者的關系愈發(fā)緊密，文學觀照現(xiàn)實，可以推動社會進步。或許這就是暴力之下，文學能起到的作用與力量，也是非虛構(gòu)文學受到越來越多讀者擁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