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斯·貝克-尼爾森

《入侵》丹麥文版書封

《我的那些丹麥作家的相遇》丹麥文版書封

克勞斯·貝克-尼爾森（Claus Beck-Nielsen，1963-)是丹麥當代小說家、劇作家、演員和音樂人。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尼爾森是一個搖滾組合的吉他手及歌手。90年代接受大學的文學創作訓練。1997年推出第一本故事集，兩年后推出第一本小說。2005年出版的《自殺行動》、2008年的《君主》和2015年的《大撒旦的墜落》組成三部曲。《自殺行動》讓尼爾森在2006年獲得北歐理事會文學獎提名。2014年，尼爾森又借小說《我與那些丹麥作家的相遇》再獲北歐理事會文學獎提名。尼爾森獲得過若干獎項，他的書寫里有殘酷的自我揭示、痛苦的探索和怪異的前衛。

自我的毀滅

2001年，克勞斯·貝克-尼爾森宣布了自己的“死亡”。此后進行了一連串身份游戲。他使用過多種稱謂，包括將丹麥文學史上偉大的名字如安徒生和卡倫·布里克森與自己的姓氏連在一起。

尼爾森在2002年推出的《自我消滅》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卻很像配合身份游戲的文字記錄。全書由13篇相對散文化的書寫組成，采用他實際使用的各種假名來肢解自己，同時給自己分配出不同的人生任務。

對雖死猶生的尼爾森而言，2013年也是一個重要分界點，在那一年里，“尼爾森夫人”成為“死去”的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最新化身。從那時到現在，稱謂保持了持續穩定。盡管如此，要評點尼爾森還是不得不在他和她之間轉換，在一副軀體和大腦的前世今生里轉換。

當尼爾森依然是一個他時，已經借《自殺行動》為首的三部曲嘗試了所謂平行的世界史的書寫。他聲稱這一平行的世界史的書寫旨在拓寬生命的深度和寬度。假如生命是一場終將不得不醒來的夏夢，尼爾森的自我毀滅為的不是死亡，而是以另一種乃至多種方式平行地活著。

出名的焦慮與自我的虛構

尼爾森將自己活成了虛構的一部分。他就是虛構，虛構也逐步蛻變為他的一種真實。一方面他高呼打破固有的自我，一方面他也以虛構來實踐清晰的自我建構。

自宣布“死亡”以來，尼爾森以其作品試圖表達對社會里必備的姓名及身份這一建構的質疑。他的藝術遺留品由一間所謂跨學科表演公司貝克維克(Das Beckwerk）管理，公司的影子總管和“已故”克勞斯·貝克-尼爾森在物理上百分百地重合。

沒有一個身份來安放“死后”的飄蕩魂魄的尼爾森，借這一間公司之口頗費苦心地進行過一番自我表白：克勞斯·貝克-尼爾森自1992年以來，以作家、詞作者、劇作家、演員、翻譯、評論家和舞臺導演等身份生活……乍一聽這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好像這人不僅僅是個藝術家，還是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和行為使他脫離普通群眾的灰色薄霧，進入閃亮的《丹麥名人錄》。

可事實是名人錄過于包羅萬象……此外，丹麥是世界上所謂的“藝術家”比例最高的國度。毫無疑問，克勞斯·貝克-尼爾森像成千上萬的丹麥年輕人一樣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但寫作不一定能讓您成為作家，彈吉他不一定能讓您成為吉他手，表達和展示內心與外在的自我不一定能讓您成為藝術家。實際上，在《丹麥名人錄》之外，在丹麥街頭，克勞斯·貝克-尼爾森根本不為人知，甚至在小小的丹麥也不為人知……克勞斯·貝克-尼爾森一生惟一做過的實事就是娶了個女人。他在丹麥沙灘上留下的惟一真實的痕跡是個孩子、一個叫艾瑪的漂亮小女孩。鑒于他的故事是世紀之交丹麥普通男人的故事，他的婚姻失敗了……在2001年秋，他如丹麥人所說的那樣“走了”。一年后的2002年成立了貝克維克，負責管理和發展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生活和作品，貝克維克的宏偉任務是將普通人的失敗變成杰作，將休閑觀念變成異象，將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變成世界歷史。

這段自白背后站著一個絕不甘心只做普通人的家伙。原來的姓名承載的是普通的血肉之驅?；橐黾捌涫”粴w結為普通男人的故事。這個普通男人將自己弄死的時候，包藏了讓歷史名人誕生的野心，堅信自己可以在新生的名人體內復活。

克勞斯·貝克-尼爾森或許就是個狂人和野心家。所有的人乃至他自己都不難對他的言行投以疑惑的目光。但他到底還是迎著目光、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現象，一個散發著當下歐洲的時代情緒的現象。他的意志狂野，而血肉之軀日漸消瘦，甚至脫形到讓他自己擔心，是否身軀不再能成為精神和心臟的容器的地步。

在“死去”已經兩年之后，尼爾森書寫了自傳《克勞斯·貝克-尼爾森（1963-2001）》。這是個古怪的自傳，同時也未標出作者姓名。不標作者顯然是因為身份狀態的尷尬，同時也成了標新立異的一個手段。自傳詳細記錄21世紀之初的那場行為藝術：在哥本哈根街頭，一個面色蒼白的中年男人自稱失去了記憶、無家可歸。不久，尼爾森果真離婚了?；仡^看，他的街頭表演倒像一場企圖突圍婚姻的強烈沖動，也像是要發泄精神上的喪家之苦。生活的真諦并非都能解密，即便當事人有時也不能，除非果真借助上帝的視角。

無論如何，尼爾森抱怨自己在丹麥不為人知，這實在是夸大其詞。這抱怨里透露的是他對于出名的過度焦慮。成名焦慮從根本上說也包含死亡焦慮和被遺忘的焦慮。這樣的焦慮人人都會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在尼爾森這里，顯然演繹到了極端的地步。

身份的清除

“死亡”了的尼爾森躲在他的那家叫貝克維克的公司背后。這間公司聲稱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尼爾森從個人身份的負擔中解放出來，引入無名的、幾乎可稱為“空”的新存在形式。如果都采用這一存在的新形式，那么人人都可成為另一個人。按照這一思路，尼爾森的自我毀滅便不單是炒作，而兼具清除身份、找尋人類存在新形式的深意。

然而，世俗世界無法配合尼爾森的操作，熟人仍像他活著時一樣和他說話。這游蕩的魂靈不由得感嘆，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根本不肯放開個人身份。

似乎是萬般無奈，又好像是蓄意謀劃，在這個游魂的指令下，2005年，哥本哈根一處教堂墓地里豎起一座新墓碑，上頭刻著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沒有什么遺體埋在墓中。貝克維克公司也就是古怪地活著的尼爾森本人煞有其事地為這奇怪死亡的合理性到古希臘羅馬的故事里引經據典。事情還沒完。2010年秋，貝克維克公司又與哥本哈根的一幫教會人員、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市民合作，給10年前死去的尼爾森舉行葬禮。一具蠟像在小教堂里躺了10天，供人做最后的告別。這一次，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真的死了，死的不是自然人，而是身份。伴隨這個人的“死亡”，貝克維克公司關閉。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匪夷所思的死長達10年，又后事不斷，尼爾森以其擅長的編劇和表演力毫無倦意地演繹著自己的生死劇。

尼爾森這個人棄用原來的姓名，號稱要消除身份，卻沒有銷毀迄今積累出的演員、作家、藝術家標簽，相反不能排除他以姓名消除游戲強化藝術家形象的成分。消除的盡頭是樹立，他擺開一座迷路園，繞來繞去，卻只還是一個出口和入口。這個人很難被埋葬，即便名字已從丹麥人口登記系統里刪除，依然有原來的社會保險號。在私人領域，尼爾森很難向當時才6歲的女兒解釋，自己到底叫什么、是否活著。不過他也表示：“還好，一切都沒有回頭路了?！边@句話里有慶幸、也有無奈。也許證實了一點，世上沒有絕對自由，人生無處沒有枷鎖，每一項選擇都要付出代價。

性別是個機會

很難說尼爾森的生死、姓名和話語中哪個更真，比較確實的也許只有瞬間的情緒。為尼爾森舉行國家認可的葬禮時，尼爾森走動著的形體也在葬禮上，在哥本哈根市內、距安徒生銅像并不太遠的地方。這走動的形體是否暗自承認，自己操控著一出《皇帝的新衣》，是否在內心早已大笑不止，都不得而知。當然也存在另一個可能性，因為沉浸在巨大的戲劇情緒里，某些片刻，就連他自己也能被自己哄騙過去。總之，現場照片上，一張與被埋葬的克勞斯·貝克-尼爾森一模一樣的臉躲在別人的肩膀后，像躊躇的幽靈以略帶游離的表情看著眼前的人和事。2001年“去世”，2010年“埋葬”，2011年“復活”，2013年成為尼爾森夫人。尼爾森挑戰生死，還跨越性別。

在2013年，尼爾森撰文表達出做一個“超越性別”的人的心愿。希望性別不再是社會建構的必需品，提出讓性別成為機會。改變性別在尼爾森這里成了改變身份的重要一環，可以借改變性別讓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成為另一個人。

本來，每個人在一生中都在做不同程度的改變，就像牙齒，容易被人想當然地以為是固定不動的，其實一直發生位移。但尼爾森希求的改變更像拔牙，是擺脫過于固定的自我形象，在不懷疑自我存在的前提下扔掉固定身份。

必須指出的是，尼爾森憧憬的擺脫既定性別的愿景并非北歐正在討論的第三種性別合法化。在尼爾森看來，第三種性別合法化不過是把給人歸類的盒子從兩個變成三個，這遠非擺脫身份的需求。擺脫身份的需求是更大的解放，暗含巨大的責任，同時意味著找到發展自己身體和潛力的途徑。盡管尼爾森的愿景里不乏閃光點，可也不難想象這會導致世界無序和自身無序。尼爾森似乎也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癲狂，并以積極的意味自稱是一個巫婆。巫婆就喜歡說不該說、不合適的話，拒絕成為同質的“我們”的一分子。巫婆好制造爭端，以提醒人發現自我及生存環境里的弊端。

本來，當代北歐文學已經慣于將越軌的靈魂和越軌的身體與絕不妥協的創造力相連。創造力是積極而不可缺的，尤其對作家而言。精神偏差乃至疾病被視為顛覆性的能量。這能量能打破自我身份的固定形式，從而帶來新的可能性。同時偏差總會引來污名和詛咒。

在健康問題商業化、日常生活醫療化的當下，自我以矛盾的方式試圖借助模棱兩可去敷衍社會既定的期望，同時在身體、性別、性等方面打破社會的規范體系。在北歐，一種幾可稱為精神病態的、逸出常規軌道的文學取向與自撰小說浪潮差不多同時興起。在這些撲面而來的、基于自我經驗的文本里，瘋狂不再是個人生活缺陷，反之成為嘗試新身份、謀求文學爆發力的興奮劑。自我介于常人和抑郁者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嬉戲和癲狂之間。自我沉醉在極具挑釁性的雙重方向里，處于搖擺又尚未墜落的微妙平衡中。性別、身體、性乃至整個人生都已擲入一場不惜代價的實驗，同時投入了一場等待一夜暴得大名的豪賭。

說到精神病態，據說厭食癥的病因就很復雜，而厭食癥與渴望和排斥的矛盾情緒相關，也往往拒絕固定的性別認同。尼爾森夫人的瘦削身體帶有厭食癥特征，試圖讓自己超越男性或女性，以一種尚未實現的性開發身體潛能。于是 “性別是個機會”，可打開、關閉、改變。

尼爾森認為，在不至于懷疑自己是誰的前提下，設法擺脫固定身份甚至有助于緩解被互聯網時代加大而非縮小了的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過度的自我專注。尼爾森贊賞不斷的、終生的轉變，持續地成為另一人。這個新的解放也要求每個人肩負巨大的責任，同時意味著可以找到發展自己的身體和潛力的更多方法和途徑。 正是在尼爾森等人的演繹下，以性別為主題的北歐作品在當今不再是爭取具有特定性別主體和特定性別身份的權利的嘗試，而出現了要打破性和性別的既定規范聯系，打破性別觀念本身的新動向。

無盡之夏

尼爾森夫人在2014年推出小說《無盡之夏》。寫一個男孩和女友在夏日里來到一座丹麥莊園。在那里，也有女友的母親、一個丹麥貴族女子和葡萄牙男子的性愛和浪漫。小說被看作生命的贊美詩和青年的頌歌。有意無意地追憶似水年華。無盡之夏是生活和愛情的隱喻。生活和愛情有夏天一般明亮而眩暈的光，足以讓人沉醉其間，忘記終將醒來，而任何夏天都有盡頭。

延綿不絕的長句子兀自滾動向前，像表現欲極強的演員，并不在意讀者的忍耐力。結構形成又消融，時間和空間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人物和故事演繹了夏和生的幻象。小說里有這么一句話，可以說是對文本恰好的自我評論：“就像這本書里的每一則故事一樣，故事本身必須不斷地被打斷，然后繼續播放，直到每一個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抵達它悲慘的結局?！?/p>

尼爾森夫人自己則對這樣的開頭自鳴得意： “這個可能是女孩，但對此還一無所知的小伙。這個可能是女孩的小伙，絕不會想要撫摸男人，絕不會赤裸著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并且拿自己的皮膚摩擦對方的皮膚，絕不會，無論生活將多么令人興奮和令人作嘔，都永遠不會?！?/p>

無盡之夏在時而遲滯時而迅疾的時間節奏里波動。一群人的道路在殘酷的愛情嬉戲中交匯，命運的閃電沖擊夏日的天空，領人走向始料未及的路。這個夏日里一切都有可能，也暗含致命因素。女孩的男友，那害羞的大眼而瘦削的男孩后來古怪地成了一個老婦。這老婦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用永恒的聲音講述無盡之夏，對生活里苦澀甜美的憂郁作出了精確又大膽的表達。這老婦似乎也就是背負類似的性別困惑的尼爾森夫人。冰島當紅作家松（Sjón）也被這部200多頁的薄薄作品吸引，認為這是“關于愛情、死亡、時間和命運的，不同尋常且令人感動的小說”。除了松提及的幾點，尼爾森夫人探討了性別、性、身體等主題。

此前尼爾森也借用過卡倫·布里克森的名字。丟失的世界、貴族的垮臺、青春、愛情、性和死亡的確也是卡倫·布里克森的符號。不光是布里克森，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洛夫在其處女作《尤斯塔·貝林的薩迦》里早就有對往昔時代和往昔人物的浪漫謳歌。不過尼爾森沒有拉格洛夫的壯闊和浪漫，又比布里克森更歇斯底里。尼爾森夫人在扮相上越發靠近老年布里克森，其一或許因為轉型后的女作家標簽，其二或許因為消瘦，然而布里克森消瘦的根源是她走出非洲之前、從前夫那里染上的梅毒病后遺癥，尼爾森的消瘦則和厭食癥不無干系。

入侵和邊界

一貫提倡打破邊界的尼爾森反對把人群分為“我們”以及“其他人”，反對自我認定的固化。認為所謂真實的“我”或“我們”都只是個幻象，并提出“我”可以不斷成為另一個“我”。成為另一個“我”時，有可能擺脫原本具有的對其他人的偏見。這些話不難理解，比如人到中年就可擺脫少年人對中年人的偏見；比如一個人陷入此前不曾想象的處境時，終于理解某些原本不能接受的行為。然而尼爾森以自我設計和手術的姿態閹割自己，這種大刀闊斧的刻意改變還是并不多見。尤其是當今的世界里，身份依然是人們在日常奮斗中必須攜帶的重要通行證，通過越來越先進的技術記錄和驗證身份數據已成常態，尼爾森拼力擺脫身份帶來的實際問題。一方面，每一個人對應一個身份，另一方面，北歐社會自詡消除了階級，而事實上“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在北歐依然和本能一樣重要且鮮明。

然而果真沒了身份，會是個什么處境呢？也許和沒有護照的難民有相似之處。2015年秋，大批難民從非洲流入歐洲。難民流中，混入了涂著大紅的唇膏、戴一頂紅色貝雷帽的尼爾森夫人。尼爾森夫人從希臘沿巴爾干路線穿過歐洲到丹麥，2016年便推出了小說《入侵》。

本來，2015年8月，尼爾森夫人正于郁郁蔥蔥的柏林創作劇本。新聞媒體上，難民消息突然鋪天蓋地，對危機和危機中的人一貫充滿興趣的尼爾森夫人起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以自己的身體去感受?！度肭帧繁徽J為形式很新穎，尼爾森夫人不僅是小說作者，也是小說人物。語言有時跳躍，有時冗長而復雜。書名其實頗耐人尋味。在政治正確的當下的歐洲，恐怕沒幾個人膽敢將難民流入歐洲稱為入侵，從副題看，“入侵”這個字眼兒可以指尼爾森夫人自己闖入了難民區域的行為。但更可能的是，它攜帶雙重意味，包括在當今的歐洲語境下不可明說、只可意會的。

在《入侵》這部小說中，德國南部邊境的一座村落里甚至沒人愿意談論難民，村民擔心的不是難民，而是自己和彼此，難民入境讓本來團結的社區面臨分裂的危機。尼爾森夫人描述了自己與難民、移民、志愿者及普通公民的直接相遇。

尼爾森夫人的難民流親歷很可能基于這么一個野心，身處值得見證的一段歷史當中，描述內景，同時描述相對超脫的自身的平行運動，借此獲得縱深感和歷史感。尼爾森夫人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縱深感和歷史感尤為重要，因為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平了，我們擁有事件和新聞的龐大網絡，卻少有記憶。在難民營，尼爾森夫人成了在籬笆另一側工作和睡覺的志愿者。她沒有刻意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和難民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反之她相信差異能讓世界表現出所有的復雜性。

在歐洲，因為短期內難民的超負荷涌入，對陌生人的恐懼和排斥在增加。歐盟自成立以來，多少涂畫出了一幅拆除了邊界的大同氣象。而在2015年的難民流襲擊下，人們驚覺邊界并未真正被拆除，只是一度隱形，如今羞于公然再現，便默默移動。無論各國的邊境檢查是否卷土重來，歐洲各國的很多人已默默將邊界帶入內心深處，這從右翼政黨的迅速壯大可見一斑。

這場難民流之后，因為不堪重負，北歐各國從敞開大門轉而開始推出嚴格的難民政策。尼爾森夫人坦言，《入侵》的書寫并非出于一個享受著一定財富的北歐人良心不安的自責，而是出于對世界、對人的關聯的興趣。成為世上的一個人，成為觀察和行動中的人是尼爾森夫人的追求?！度肭帧芬惨郧猩眢w會揭示，自我的意識會出現在邊界破裂之處。

真實與虛構邊界的消蝕

尼爾森通過一系列文字、行動和表演，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界移動。那本狠狠地釘死他自己的自傳，正是利用了媒體報道和日記描述他如何在2001年初哥本哈根的流浪者中度日，如何試圖以無身份的方式扣開社會系統之門，如何成功地讓自己登報，突然有一天，晚報上出現整版報道，出現了瘦削而蒼白的尼爾森的臉，外加大標題“我是誰”。雖說這一出流浪者之歌是一場虛假表演，“我是誰”的問題還是很尼爾森，他喜歡研究自己到底是誰，也很享受讓大眾“看著我”。尼爾森的自傳是文學作品，它的產生模式卻有些不自然，仿佛預先設計好的某個東西的一部分。這小說不是從生活中提煉出的，倒像有一個被隱匿的腳本，戲劇已如期演完，隨后腳本得到了公開。

本來，關于小說的社會共識之一是，雖然故事和人物源于生活，小說依然是虛構的。時下的狀況則是，一方面社交媒體里假信息鋪天蓋地，另一方面，尼爾森一類的作家在現實和虛構的邊緣主動進行演繹。比尼爾森更具商業成功性的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的自撰小說《我的奮斗》的暢銷，在北歐催生了大量模仿者以及越發鮮明的新型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有它的犀利，有它的魔幻，恰如真實的謊言。凡此種種已使讀者習慣于放棄區分事實與小說、真實和虛構。一個邊界已被消蝕。

戲子的人生

2018年，尼爾森夫人推出小說《怪物》，聚焦于一對孿生侏儒，以帶有散文風格的獨白，對歷史、時間、感官、生死的本質進行考察。書中寫道：“放棄，并且突然沒了目標或決定，喪失對事物和自己的所有權，只是讓自己屈服于那個新的、滑動、扭曲、贖回或解放了的存在形式，就可擺脫自我。”

怪物最終以一種預見性的愿景，在一個全新世界中徹底轉變為一個全新的人類：“你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是應該做自己不知道的事，盡可能精確地去做，直到它成形并出現為止，這樣不僅你自己，而且整個世界都可以看到它是什么?！?/p>

可見，尼爾森對于人的生存形態的文學探索還在繼續。這個作家的書寫得到評論界的矚目和贊賞，不過總體來看，尼爾森的書寫與其說是靠文字出彩，不如說是靠著性、難民等邊緣且熱門的話題，靠著作者和小說的高度重合性在發光。這些書寫走在真實和虛構的邊界消蝕處，是實況轉播式或行為表演式的，極具時代流行元素的寫作。

尼爾森以不同的性別和稱謂書寫撲朔迷離、雌雄難辨的故事。在一個真假毋需固執地辨別、只需冷眼沉醉的新歐洲里，尼爾森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場鄭重其事的表演，也是一段鄭重其事的生活——這是戲子的人生，是邊走邊演、在每一個陌生村口的戲臺上粉墨登場的戲子的人生。當尼爾森將這一狀態意識化、最大化時，多少也活出了一分跳脫。在人生的臺前臺后變換，展現雖將粉身碎骨也能怡然自得的無畏，這無畏里幾分是真，幾分是即便膽怯也極力展現出的逼真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