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網絡小說動輒數百章乃至上千章的龐大體量相比， 郭羽、溢清合著的“科幻懸疑”小說《腦控》確實顯得頗為“袖珍”，而其僅以40余章內容探問關于技術倫理與人類命運的嚴肅主題，則顯露出當下網絡文學寫作中日漸浮現的某種“精英化”追求。在作品類型上，《腦控》可算作“硬科幻”與懸疑推理相融合的典型兼類小說文本；在創作原則上，小說不再遵循網絡文學的讀者“代入”追求和為主要人物大開“金手指”的爽感機制，甚至以拯救式的個人英雄形象出現的腦科學家陳辰也只是中斷了反派科學家的“人口清除計劃”，并未如“救世者”那般徹底解決文本所指涉的終極危機：人類意識控制技術。這一結局上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固然可以理解成作者為“生產系列”網絡小說作品所做的準備，但更為重要的是，《腦控》主題及其創作形式上的精英化趨向為當前的網絡文學批評提供了某種進入縱深向度的窗口。

小說以大流行病、全球化的超級流腦病毒作為制造懸念的核心，這不禁令人想起當下仍未結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20世紀初的西班牙大流感和令人聞之色變的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當然，更重要的是人類應對諸種重大疫情、饑荒和戰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20世紀以來，生物技術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疫苗、抗生素以及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為人類解除了已知的大部分細菌和病毒的威脅，宣告了人類在面對自然選擇時對掌控自身命運的信心，而這種信心恰恰與近現代以來的人文主義精神相關。隨著對神學權威或天子圣訓的祛魅，人類的生存體驗成為構建和確認人生意義的本源，如果將人類的現代性體驗視為人類對自身力量以及自我內心系統多樣性、復雜性和縱深性的認同與反省，那么或許正如尤瓦爾·赫拉利所指，人類的生存體驗不僅為個人生活賦予意義，也能為社會和政治程序提供意義。然而，也恰似赫拉利發出的警告，一旦技術倫理失范，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與算法就會淪為人類自己為了某種殘忍的目的而刻意制造流行病的工具。21世紀，人類的價值和尊嚴在自己創造的“技術”下正面臨著新的挑戰。

因此，在這一層面上，從女主人公夏楠尋找丟失的“記憶芯片”而牽扯出的女性創傷，從全球超級流腦疫情到以“智商躍進計劃”為名的人口清除陰謀的暴露，包括男主人公陳辰對自我意識自主性的懷疑等都可以看出，《腦控》是一部從技術反思角度切入的對“后人類”時代“人的境況”加以密切關注的人文主義之作。

如果將“療愈”視作對無法選擇的“先天的”“自然的”人類殘缺的修補，那么《腦控》中的“科學怪人”針對智商100以下人群的“清除計劃”實質上則意味著對具有某種遺傳特征或潛能的人類的“后天”選擇。在生物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21世紀，如何像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警惕的那樣，在“治療”和“改進”之間畫出一條明顯的紅線，從而指引技術向前者發展，同時對有可能被各種改頭換面的“優生學”所包裹的意識形態選擇做出嚴格限制。否則，原本受社會經濟影響的階層系統將轉化為生物學意義上的、本質化、絕對性的階級隔離。換言之，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所經歷的壓抑、孤獨、疾病和戰爭，都是人類這一物種存在的大部分歷程中所共同承擔的，也恰恰是經由這些苦難才進化生成了人類的全部情感并界定了人類根本的價值觀，使人類保有基本的、共享的人性，從而使所有人類族群更緊密地聯結起來。

正是在這一維度上，《腦控》對技術倫理的反思指向了從啟蒙時代誕生的“進步”“發展”等話語，對啟蒙價值觀及其權力話語重新進行審視的嚴肅意指，也將原本通俗化、大眾化的網絡小說文本，從滿足一般讀者獵奇消遣、情感代償和欲望滿足的層面，推向了對“后人類”時代“人的境況”的深刻探問。主人公陳辰雖然制止了威爾的人口清除計劃，卻仍舊不能阻止資本對大腦意識控制技術的壟斷，甚至連對自我意識的自主性也產生了懷疑，這樣的結局收束確然預示著人類面臨的新的危機：一旦生物“優選”技術與資本或某種意識形態結合起來，由生物性的鴻溝造成的階級壁壘將牢不可破。甚至可以想象，一旦以某種潛能作為人類族群生物鏈條的自然法，那么每當處于底端的族群被清洗之后，下一輪被清洗的必然是曾經處于非底端的“幸存者”；如此往復，為了獲得生存的權利，人類必將卷入更為殘酷的競爭，使技術不再服務于人之自由發展的終極目標的實現，反而迎來一個等級森嚴、單一的“后人類”未來。

總之，《腦控》的技術焦慮投射了當下時代的某些生存焦慮和精神焦慮。不論是科學狂人的技術控制，還是制藥公司的資本壟斷，實質上都是權力控制的不同形式。從啟蒙時代起，人就成為知識控制與權力干預的對象，福柯關于“人之死”的論斷恰恰道出在毛細血管般的權力管控中人的無奈和人對自身主體性的不確定，而這種表現為對身體以及總體性的人口技術性的控制，最終在網絡小說《腦控》中得以具象呈現。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小說關于人性、人類總體性及其未來命運的嚴肅思考和認真書寫，已經在某個向度上映射出網絡文學寫作者自覺的精英化追求和網絡文學經典化的可能性，而作者將人的主體性意識與自我察覺能力視作糾正技術倫理失范的重要途徑，也昭示出網絡文學作家通過寫作重振人文關懷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