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享譽世界的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聲譽主要建立在《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上。這兩部偉大的長篇小說至今仍在世界文學長廊中閃耀著光輝。然而，托翁也善于創作中短篇小說。19世紀50年代開始寫作生涯的他，基于其在高加索地區和克里米亞戰爭中的經歷，完成了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1855年，當27歲的托爾斯泰一身戎裝現身圣彼得堡時，人們眼中的他既是功勛卓越的英雄，又是前途無量的作家。

那是一個令俄國人振奮的時代。戰爭的失敗和亞歷山大二世的登基帶來了改革的動力。新沙皇承諾解放數以百萬計的農奴，而他們正是托爾斯泰等貴族的私產。文藝界也開始多樣化，出現了相互對立的兩派人馬，一派將文學視作社會批判的工具，一派認為藝術是人類追求崇高的表現。托爾斯泰伯爵站在貴族這一邊，但又有與眾不同之處。對他來說，無論多么崇高，小說從來都不僅是語言的藝術，它還擔負著道德的責任。終其一生，托爾斯泰踐行著這樣的寫作理念，甚至不惜在八旬高齡斷然出走，走向鄉野，走向虛無，最后與那個神秘的靈魂融為一體。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托爾斯泰一生中的重要時期。他在1862年與索菲亞·別爾斯結婚后創作了那兩部里程碑式的巨著。然而，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托爾斯泰又一次陷入困境——他越來越覺得，如果不能確定生命的意義，他就無法生活下去。尤其是，如果生命必須以死亡為結局，它的意義又在哪里？托爾斯泰花了很長時間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在19世紀70年代末重新激活其巨大的藝術天賦，寫出與托爾斯泰主義相一致的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其中的一篇。

死亡主題長期以來一直縈繞在托爾斯泰的腦海里。毫無疑問，這與他經歷的死亡密切相關：他的母親死于1830年，父親死于1837年，兩個兄弟先后死于1856年和1860年，還有其他親屬的死亡以及許多死于非命的同胞。在托爾斯泰的早期小說《三死》中，死亡雖然是一個自然事實，但仍難以讓人接受。弟弟尼古拉死后，托爾斯泰曾不無憤怒地寫道：“當明天死亡開始折磨靈魂時，現世的一切又有什么用處？”

托爾斯泰晚年寫作《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深層動因有兩個，一個是直面死亡意義的形而上學問題，一個是對俄國上流社會的厭惡。而毗鄰城市圖拉的法官伊凡·伊里奇·梅里科夫罹患癌癥去世則直接觸發了他的創作。托爾斯泰得知其在最后的日子里曾感嘆自己的生命毫無意義。他以梅里科夫為原型，創作了這部呈現俄國上層人士錯誤價值觀的經典之作。

死亡的一邊是有限的存在世界，另一邊是無限的未知世界。以一個人的死亡為出發點，既可以回望他的生命歷程，也可以向前看向永恒。不僅如此，死亡還提供了一個評估人生價值的視角，即當它與無限的事物相比較時，如何能站得住腳？

《伊凡·伊里奇之死》開始于一個生命的結束。同僚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對自己和親友在職位調動和升遷上會有什么影響；同時他們也暗自慶幸死的是他，不是我。而吊唁和參加葬禮又讓他們感到厭煩。所有這些反應都是一種逃避，都拒絕面對死亡的意義。但這個念頭悄無聲息地存在，而且揮之不去，“那神態還在責備活人或者提醒他們什么事。”這種警告在彼得·伊凡內奇看來是不合時宜的，或者至少對他不適用。這樣的反應與伊凡·伊里奇對那個著名的三段論反應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凱烏斯是人，人終有一死，因此凱烏斯終有一死，但那是凱烏斯，不是我。

當時的俄國社會彌漫著虛假和虛榮。伊凡·伊里奇的遺孀在訃告中說她“深感悲痛”。這自是人之常情，但她更多的是欣慰。在與彼得·伊凡內奇談了一通丈夫肉體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況之后，她顯然認為該轉到正題上了，先是請教他如何向政府申請撫恤金，然后又詢問怎樣領取贍養費。這些事她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只不過是想知道用什么法子弄到更多的錢。對話發生在一間充滿“東西”的客廳里，其中就有伊凡·伊里奇生前掛上去的那塊窗簾。托爾斯泰甚至給這個談話場景賦予了幽默的色彩。當遺孀走過擺滿家具雜物的客廳時，她那件黑斗篷的花邊掛在了雕花桌上，而彼得·伊凡內奇欠身幫她解開時，破舊沙發凳里的彈簧立刻蹦起來，往他身上彈。

虛假的世界急于否認死亡的道德意義。上層人士都在回避這個問題。托爾斯泰從死亡的角度回顧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并給出他嚴厲的道德評判。他的一生是“最簡單、最普通，因而也是最可怕的”。這樣的人生遵循一個熟悉的模式。伊凡·伊里奇是個好人，做了人們期望他做的事，在政府部門混得風生水起，結了婚，升了官，過上了富裕的生活。這樣的生活看起來很愜意，很體面，但卻空虛得可怕。它不僅沒有道德目的，甚至沒有深厚的人際關系。他的婚姻也已經惡化到了彼此疏遠的地步。即便在其光明的開端，“夫妻愛撫”也與“新家具、新餐具、新亞麻布”聯系在一起。

托爾斯泰不但讓伊凡·伊里奇染上致命的疾病，而且還呈現了他可怕的死亡過程。對于其寫作目的來說，那樣的描述看似病態，實則很有必要。面對死神，伊凡·伊里奇突然覺得一切都不對頭。在醫生的慫恿下，他盡可能地逃避和拒絕。醫生們無法治愈，甚至無法緩解疼痛，更不會回答“我會不會死”這個終極問題。痛苦在不斷加重。伊凡·伊里奇的慘叫聲嚇壞了家人。生命最后一小時，他終于有了道德上的轉變——臨終之際，“沒有死，只有光。”生命沒有歸于永夜，而是出現在新的光線中。即便在沒有神學沒有神話的時代里，這對每個人都是一種詩性的慰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伊凡·伊里奇的結局預告了托爾斯泰對自己的最后審判。在那樣的審判面前，讓他感到光榮的不是世俗的贊美，而是他對先前一切的斷然放棄。臨終前的出走是他對自己的一生，連同他的小說，驚世駭俗的總結。這最后一步使得一顆偉大的靈魂終于突破了軀殼的平庸，從而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曾鄙視的那種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