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詩人諾瓦利斯說：“每一件藝術作品都含有其先驗的理想和存在的必然性”。那么，作為藝術品的詩歌，與其產生的時代也天生地存在著不可逾越的必然性。

以1980年代的詩歌為例，可以視其為一場遲來的青春期的印記。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在一首詩中慨嘆，“僅僅掌握那盲目的印記難以令人滿意，因為它僅僅一次性地適用于一個人”，若干年后再去尋找曖昧而又盲目的青春期印記，也許沒有任何意義，也許能激起一點記憶的漣漪。顯然，我國1980年代的詩歌也不例外，它們表現出“先驗的理想”特征和時代賦予它們的存在必然性。

1980年代詩歌首先表現出的特征便是反叛。我們知道，“逆反期”是一個人從兒童到成人過渡的關鍵時期，如果沒有這個時期，他就永遠不會成長，永遠不會成熟。初期白話詩可以說是嬰兒期，隨后的新詩（192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可以稱為童年期。進入1980年代，現代漢詩也就在忙不擇路中進入了青春期。在青春期，產生多疑、偏執、冷漠、不合群、對抗社會等性格特征，往往還會使原有的信念動搖。這是一個多么令人震驚的蛻變過程啊，這是從蛹到蝶的嬗變。在1979年之后，中國社會正悄悄開始一場從里到外的變革，其主要特征便是思想解放、價值重估。尼采的“對一切價值重估”似乎經歷百年之后才在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發揮其“蝴蝶效應”。在這種情況下，詩人成為這個社會中最為敏感的群體，猶如古詩言“春江水暖鴨先知”，“反叛”成為他們主要的內心訴求，并且他們還迅速地以反叛來標榜自身的存在位置。他們反叛過往的話語體系，釋放被壓抑已久的對自由和空間的極度需求。他們的表現幾乎是狂熱的，在具體的詩歌寫作中，不斷地強化自我的歷史意識和歷史位置感，不斷要求實現作品的經典化和歷史化。他們以相對進步的價值觀來映射一個時代的變遷，并希冀以他們的努力取代早就應該翻過去的陳舊一頁。只不過這場“青春期”來得有些遲疑，這就使詩人在沒有充分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在精神匱乏甚至是真空的時刻，各自尋找自己的精神資源。在各自不同的精神資源下，又形成了1980年異彩紛呈、面目各異的詩歌寫作。

在這一過程中，詩歌作品普遍流露出崇高、抒情和想象的特征。事實上，這些特征并非到1980年才出現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或者說是中性的、必然的）傳統。因而，1980年代初詩歌作品中的這些特征，可以說是時代的遺產，是時間緩沖的結果，是歷史慣性使然。文學的源泉之一就是曾經的文學記憶。正如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所說：“文學的思想依賴于文學記憶……詩性的思考被詩與詩之間的影響融入具體語境。”即便這些詩歌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它們可憐的“文學記憶”也決定了它們的成就。

在普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為文學史所積淀的詞語、意識，那些固有的文學（或者詩歌）形象充斥在作品中。在1980年代，詩人是一個勇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群體，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當然也沒有必要神話這種理想主義）。他們發現，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及時地啟蒙國人。他們激情澎湃，展示了生命的美與活力。因而，他們又主動承擔了啟蒙者的角色。在今天看來，他們大無畏，是可欽可佩的。他們大戰風車，有如堂吉訶德般之荒誕。這些矛盾交織在他們身上，使我們依稀看到1980年代詩人們的面影。他們自作主張地為自己加冕，加封自己為時代驕子、無冕之王。這些救世情懷一方面展示了詩人可愛、當然也有些幼稚的性格。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1980年代的詩人是真實的，他們服從于自己的內心。他們從自身存在的生存狀態出發，以價值選擇困惑和文化沖突夾縫中的心態和體驗，直接切入現實生存的地帶，時不時地傳達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

事后看來，1980年代的詩歌是“問題少年”，它們展示了可能性，同時兼具了不穩定性和未完成性。1990年代，有詩人提出來“中年寫作”，似乎也從側面說明了1980年代的詩歌寫作是處于“青春期”的寫作。

在歷史的迷霧中，詩人們完成了屬于他們“一代人”的表達。新時期以來，詩歌的先頭部隊似乎被貼上“先鋒”的標簽。其實，“先鋒”是一種歷時性表達愿望。在以春秋代序、先后為本的時間線上，“先鋒”只是找到一個搶跑的位置，它并不證明文學的進化性。任何一位真正的創造性詩人必然地都會成為自己的先鋒派。在他的成長歷程中，他會不停地走到自己的前面、自己的側面、自己的反面。他是自我的革命者，從其自身內部產生了他自己的反對派，并在不同階段，分蘗出一個個“先鋒派”。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先鋒”是屬于作家自身成長的秘密存在。

我們必須意識到“自我與時代”的存在關系。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不合時宜的沉思》中說：“我們都為歷史的熱病所損耗，而我們至少應該對它有所意識。”然而，感知與把握自己的時代又是極其困難的，阿甘本給出一條道路：“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與時代契合，也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時代要求的人。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就是不相關的。但正是因為這種狀況，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位，他們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因此，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異聯系，同時代性既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

杜甫深深地契入了他的時代，他的一生、他的詩歌寫作為“詩人與時代”的關系寫下了最為精當的注釋。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歌的道德”要求詩人能夠勇敢地承擔自己的命運和時代的道義。詩人們自覺地尋找自己和時代的合理距離和位置，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這大概也是我們詩人今天所要肩負的“詩歌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