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思想家、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之一……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號，魯迅還有一個稱號，即“現代新興木刻之父”，他生前自費編印木刻畫冊十余種，印行近萬冊。

在這些畫冊中有一本《引玉集》，編印于1934年，收錄了59幅魯迅以三閑書屋的名義、用宣紙換來的蘇聯單幅與插圖木刻。其中有一張畢斯凱萊夫所作的“國立美術館圖書室”，被魯迅稱為“藏書圖記”。

這“國立美術館圖書室”其實就是一枚藏書票。

所謂藏書票，可理解為小型版畫。受到在版畫界地位的影響，藏書票界往往也把魯迅奉為祖師。

魯迅在其日記和書信中曾三次提到藏書票：1930年，魯迅在日記里寫到自己曾到內山書店購買日本書票藝術家齋藤昌三的專著《藏書票之話》；1936年3月23日兩次提到“藏書票”，均因唐英偉在去信中言及贈送十張藏書票事項。在1934年至1936年間，魯迅曾經收藏了李樺、唐英偉等現代版畫會同人創作的藏書票24枚，而這24枚書票現已成為中國書票史上極其珍貴的藝術史料。

魯迅與木刻青年

1936年，魯迅扶病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與木刻青年熱切對談。攝影家沙飛拍下這珍貴鏡頭……

既然如此，魯迅為什么要在《引玉集》中特意將藏書票特意稱為藏書圖記呢？據猜測，這或許與素來不和的葉靈鳳有些許關系。葉靈鳳也是一位收藏藏書票的大家。他不僅和魯迅幾乎在同一時期購買了《藏書票之話》，更與作者齋藤昌三保持通信，交流、交換藏書票：早在1933年，葉靈鳳便自己設計刻制了一枚以鳳凰為圖案的藏書票；且在1933、1934年間，于《現代》、《萬象》、《文藝畫報》發表三篇文章推介藏書票其物。

對于同魯迅的關系，葉靈鳳曾撰文《獻給魯迅先生》述之：我和魯迅之間，說來古怪，這是他人所不易看出的，好像有一點沖突，同時又有一點契合。我有一個弱點，喜歡買一點有插圖的書和畫集放在家里看看，這弱點，他老先生好像也有……近年偶爾遇見，他老先生雖然“豐采依然”，可我早已唇不紅，齒不白，頭發也不光了。我以為早已各捐舊嫌，你印你的木刻，我玩我的藏書票，兩不相犯，誰知讀了《花邊文學》，才知道“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倒使我又要擔心起來了。既然魯迅《引玉集》出版于1934年，那么在時間脈絡上剛好與葉靈鳳的發文時間有所重合，故而大家猜測，魯迅或許是為了避其鋒芒，才將藏書票換一種稱呼——作“藏書圖記”的。

《現代》雜志第四卷第二期十二月號發表的《現代藏書篇之種種》

無論真相如何，藏書票受到當時文人的青睞是不爭的事實。按源流梳理：藏書票又被稱作版畫珍珠、紙上寶石、書中蝴蝶，起源于15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比郵票早出現300年，是個人藏書的一種標記，常被貼在藏書的首頁或者扉頁上。

很多著名畫家都會參與藏書票的創作，如馬狄斯、高更、畢加索等，而文學家們則積極使用它們，如福樓拜、雨果、海明威等，使得藏書票成為一種文化。20世紀30年代，藏書票傳入中國，除了魯迅與葉靈鳳兩位先生，其他文人大家諸如郁達夫、唐弢、鄭振鐸、臧克家等亦對藏書票情有獨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