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以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已經深入人心。學界在討論文藝“以人民為中心”時，經常將其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相關內容進行比較。《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之前，“左翼”文藝界已有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這一討論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所反映。“文藝大眾化”和 “以人民為中心”，二者服務于人民的文藝創(chuàng)作宗旨相同，內涵和理論表現又有相異之處。

主張文藝為人民服務

“左翼”文藝界的“文藝大眾化”在“左聯”時期有過三次較為集中的討論，分別是1930年的局部性討論、1931年末到1932年的組織性討論和1934年的回應性討論。局部性討論主要是《大眾文藝》組織的兩次相關討論：第一次討論在“左聯”成立之前，主要討論“大眾”的內涵以及大眾和政治的關系問題；第二次討論在“左聯”成立之后，主要討論少兒讀物的大眾化問題。組織性討論是“左聯”在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會議精神指引下展開的，其目的是擴大無產階級文學在工農之中的影響。回應性討論是因國民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而引發(fā)的關于“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學”的討論。從這三次討論的情況看，其貫穿始終的核心內容是主張文藝為無產階級大眾服務，這既是普羅文藝的當然要求，也是“左翼”文藝界的時代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既然是人民的文藝，就應該“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文藝的方向性問題。有了這個方向，文藝就不會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fā)生偏差，就不會在目前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沾滿“銅臭氣”而迷失方向，就會將文藝的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文藝工作者要在這個方向的指引下，熱愛人民，“深入群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文學、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以及民間文藝、群眾文藝等各領域都要把握人民需求，“創(chuàng)作生產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yōu)秀作品，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斷邁上新臺階”。

強調使命意識

“左聯”的“文藝大眾化”討論，有較強的使命意識。局部性討論時，《大眾文藝》主編陶晶孫所說的“文藝大眾化的本意不是找尋大眾的趣味為能事，還要把他們所受的壓迫和榨取來探究”，指出了文藝大眾化是為了實現文藝為被壓迫者、被榨取者服務的歷史使命。組織性討論時，1932年3月9日，“左聯”秘書處擴大會議將“文藝大眾化”看作“目前最緊要的任務”，并要求“左聯”的每個小組“從各方面去進行革命大眾文藝的運動”，強調了文藝工作者要有文藝大眾化的使命感。回應性討論時，陳望道等人意識到，對“左翼”文壇來說，借助大眾語既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使命；王任叔鼓勵作家們到大眾中間去，通過實踐發(fā)展大眾語，通過大眾語文學教育大眾反過來推動大眾語發(fā)展，將“左翼”文壇的這種使命落到實處。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繁榮興盛”這樣的高度來看待文藝和文藝工作。在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之際，文藝和文藝工作有其歷史使命，主要有兩點：一是“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讓文藝成為“鑄造靈魂的工程”，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中華民族“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二是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這種傳承和弘揚，需結合新的時代條件來開展。“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fā)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文藝要成為“時代前進的號角”，從而實現“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歷史使命的指引下，文藝和文藝工作可以“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

注重政策導向性

“左聯”成立之初，《大眾文藝》組織討論，主要是為了讓文藝深入群眾，從而有助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此時“左聯”對“文藝大眾化”的認識，還停留在何為“大眾化”的階段。到瞿秋白入主“左聯”之后，作為黨領導下的一個文藝機構，“左聯”在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精神指引下，從組織層面將“文藝大眾化”作為“左聯”工作的重心，“文藝大眾化”就不再是一般的學術討論，而是黨的文藝政策了。在政策的指引下，不僅出臺了一系列“決議”，還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將“文藝大眾化”落到實處。在理論上，有組織地翻譯國外的相關理論，創(chuàng)辦刊物，發(fā)表文學作品和論文，讓“文藝大眾化”成為一時的熱點問題；在實踐上，成立“大眾文藝研究會”和“工農兵文化委員會”，實行工農通訊員制度，鼓勵知識分子深入到工農群眾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到的五個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創(chuàng)作無愧于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都是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上對文藝及文藝工作進行的高屋建瓴說明，其內容具有宏觀性、方向性特點，既是一種全局性把握，也是一種政策性指引。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10月19日由新華社全文播發(fā)。《意見》落實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這意味著講話精神已經成為中央關于文藝發(fā)展的指導性政策。《意見》共6部分25條，第二部分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共5條：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面向基層、服務群眾；激發(fā)人民創(chuàng)造力、繁榮群眾文藝；建立經得起人民檢驗的評價標準。

從“大眾”到“人民”

“文藝大眾化”中的“大眾”，指的是當時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陶晶孫接手《大眾文藝》后，改變了郁達夫創(chuàng)辦雜志時所希望的“大眾”不局限于階級的初衷，將“大眾”和無產階級農工大眾聯系在一起，明確了大眾文藝要“負擔強固戰(zhàn)線的工作”，鞏固普羅文學的勝利果實。到“文藝大眾化”討論時，郭沫若說：“大眾文藝！你要清楚你的大眾是無產大眾……新的大眾文藝，就是無產文藝的通俗化。”大眾的內涵是無產大眾，大眾文藝當然也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學，鄭伯奇由此宣稱：“大眾所歡迎的文學，無條件的是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的文學。”“大眾”是無產階級大眾至此已成為共識，也成為“文藝大眾化”討論的前提條件。

與“文藝大眾化”的“大眾”相比，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人民”，范圍則廣泛得多。“文藝事業(yè)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yè)，文藝戰(zhàn)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zhàn)線”，這里的“人民”，是與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人民”，已不再局限于無產階級，而是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如胡亞敏所言，這里的“‘人民’概念被視為中國社會中具有廣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階級集合，是基于階級又超越階級的聯合體……‘人民’成為最廣大勞動群眾的代名詞”。（《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人民觀》）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以人民為中心”，是希望文藝能貼近時代，反映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的內容。文藝不能只是為了某一階級或某一類人服務，這樣，它才能為中華文化的繁榮昌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好地貢獻自己的力量。

從理論探索到形態(tài)成熟

從理論形態(tài)上看，“文藝大眾化”還處在摸索階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三次爭論本身就是一個摸索過程，爭論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文藝大眾化”，其中不乏相互矛盾者，如郭沫若認為“文藝大眾化”就是文藝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藝都可以”，魯迅則認為“迎合和媚俗”無益于大眾。二是“文藝大眾化”討論是被動適應形勢的需要，第一次的局部性討論是因為普羅文學不被大眾認可；第二次的組織性討論應國際革命作家聯盟要求并配合革命斗爭的需要；第三次的回應性討論是針對因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而引發(fā)的復古言論，外在形勢不同，討論的重心就不同。隨著形勢的發(fā)展，第三次討論后，“左聯”轉向“兩個口號”之爭，“文藝大眾化”突然間銷聲匿跡。三是沒有建構理論形態(tài)的自覺意識。由于爭論中各人觀點不同，爭論受外在形勢影響，“左聯”一直沒有意識到要建構一個“文藝大眾化”的理論形態(tài)，從而闡明“文藝大眾化”的理論特質，爭論者主要是根據形勢需要，憑感覺發(fā)表相關看法，最終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形態(tài)。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有很成熟的理論形態(tài)，五個部分環(huán)環(huán)相扣：當前的文藝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氛圍之中（第一部分），當然要無愧于時代（第二部分），如何無愧于時代？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第三部分），只有“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fā)揚“中國精神”而真正有靈魂（第四部分），所有這一切，都離不開黨的領導（第五部分）。五個部分中，“以人民為中心”處于第三部分，具有核心意義。通過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五個部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建構起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的整體結構形態(tài)”，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在當代中國文藝學整體結構體系中的基礎和核心地位”（馬龍潛《論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為當前的文藝工作指明了方向。

“文藝大眾化”作為“左聯”前期的重要論爭，是黨領導下的文藝組織對相關問題的摸索，它為后來的延安文藝思想提供了經驗。文藝“以人民為中心”則是在延安文藝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市場經濟的現實和“兩個一百年”的歷史機遇對文藝和文藝工作做出的理論概括，既有現實針對性，也有理論可行性，從而能更好地指導文藝和文藝工作適應時代要求，為文化繁榮和民族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