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阿爾特是二十世紀阿根廷小說家，擅長描寫城市底層民眾生活，被譽為二十世紀拉美城市小說的奠基者、拉美大陸第一個現代作家。所謂“城市小說”與“現代”，是相對于二十世紀初阿根廷主流鄉村風俗主義小說而言的。當時，如《堂·塞貢多·松布拉》這類描寫潘帕斯草原上高喬牛仔自由不羈生活的“新高喬文學”最為流行。在阿爾特開始寫作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阿根廷國力昌盛，處在農業出口繁榮“黃金時代”的末尾，首都的外國移民人口比例奇高，全新的阿根廷民族文化和語言正在塑造的過程中。受先鋒派的影響，文化界發生著美學變革，出現了佛羅里達派（Grupo de Florida）和博埃多派（Grupo de Boedo），前者視角更為精英，博爾赫斯與其較為接近，后者主張文藝應貼近社會現實，尤其應關心社會底層群體，阿爾特較為靠近這一群體。羅伯特·阿爾特

羅伯特·阿爾特

阿爾特出身貧寒，從小不斷打工維持生計，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卻自學成才。他承認自己教育背景的薄弱，“我做過書店店員、鐵匠學徒、漆匠學徒和機械工。我還領導過一個磚廠，做過掮客、小報的編輯、港口工人”。盡管生活艱難，阿爾特卻一直抱有成為偉大作家的夢想。這一點，他的鄰居，阿根廷詩人洛克斯洛（Conrado Nale Roxlo）可以作證。他看到，對于阿爾特來說，文學是生死攸關的事，生活只有一個意義，就是成為偉大的作家。那作為偉大的作家，應該寫些什么內容？

阿爾特可不想寫漂亮的詩句，他與博埃多派關系較為緊密，認同這個群體對作家的定義，即“社會作家”，他要寫的正是阿根廷人的痛苦和貧困。可這樣接地氣的內容和語言，不符合當時主流文化界的審美，常常遭到出版社的拒絕。他的第一部小說，從1919年開始寫作，到1926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立即引發眾多的爭論。他在寫作期間，也不得不繼續打工養家糊口，可以說，他的文學道路是異常艱難的。

阿爾特選擇了書寫城市，他總是描寫布宜諾斯艾利斯二十年代衰敗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底層生活，文字總有語法錯誤，語言混雜，夾雜著許多外國話，與傳統的“好文學”相去甚遠。他對自己文學的評價是“即興的和非正規的”。他的自學成才的底層背景也成為一個詬病。因此，阿爾特這樣的文字引起了精英文人的不屑，“他可真不會寫小說”，“他就是個可怕的半文盲”。可正是這“差文筆”，這類被普利耶托（Julio Prieto）稱為想要超越魔幻現實主義的“惡文學現實主義”，卻預示了阿根廷現代民族文學的誕生。

阿爾特的文學地位一直沒有得到認可，各類阿根廷文學史書中對他的提及都非常吝嗇。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了新世紀。在特立尼達巴雷拉（Trinidad Barrera）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西語美洲文學史》中，只有基羅加（Horacio Quiroga）、里維拉（Jose? Eustasio Rivera）、吉拉爾德斯（Ricardo Gu?iraldes）、加拉戈斯（Ro?mulo Gallegos）這樣的大作家才占據了專門的章節，關于阿爾特的介紹僅寥寥幾行。

但與此同時，也有批評家視其為天才，認為他塑造了區別于前宗主國的西班牙語的“阿根廷語言”，打破了口語與書面語言的界限，開創了新的敘事方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種夾雜著俗語俚語的底層語言文學又重新得到了認可，被提升到了高級文學的地位。在新潮流的影響下，阿爾特被提升到了與博爾赫斯齊平的大師地位。其中呼聲最高的是奧內蒂、科爾塔薩和皮格利亞這些文學大師。奧內蒂認為，阿爾特這些語言上的缺陷正是他文學本能的體現。科爾塔薩毫不掩飾對他的仰慕。他坦言，其他大作家對他的影響都隨時間消散了，阿爾特卻一直在他的腦海中，他認為這種“差文筆”正是其文字的強大力量。皮格利亞也說阿爾特是他的榜樣，他認為這種“邪惡的寫作”，在阿根廷歷史上是有跡可循的，從十九世紀薩米恩托的《法昆多》到現代小說如科爾塔薩的《跳房子》都可見其蹤影。皮格利亞還曾模仿其語言寫作。他認為博爾赫斯是面向十九世紀的，阿爾特則是開創性的，是從阿根廷文學中產生的唯一一個現代作家。阿爾特故意寫出別扭的語言，仿佛想用文字毀掉生活，用文學創作羞辱自己。

《憤怒的玩偶》小說的出版過程一如小說主人公的人生一樣坎坷。阿爾特1919年開始寫這部小說的草稿，1924年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時候，行李箱里裝著這部小說的幾個章節。他寄給好幾家出版社，有的編輯朋友給他出版了一些片段，如1922年，在格魯伯格（Samuel Glusberg）主編的《巴別》（Babel）雜志上出版《青年的回憶》，其他兩篇為出版在《船頭》（Proa）雜志上的《教會詩人》和《瘸子》。卡斯特爾諾沃（Elías Castelnuovo）是阿爾特的朋友，他作為光明出版社（Claridad）的編輯，曾經拒絕出版這部小說，理由是用詞不好，需要修改，阿爾特不斷跟他爭論，雙手抓住書抵在胸前，說：“您覺得我的小說不好，格魯伯格也說不好，格雷澤爾（Gleizer）也說不好，但我和我老婆都認為這是本好書，非常好。”1926年，阿爾特參加了拉丁出版社的文學比賽，一位編輯朋友最終幫助他出版了小說。

小說最初的名字是《豬一樣的人生》，編輯認為不雅，改為《憤怒的玩偶》。小說的原名道出了這小說的真諦，即這是失敗的、骯臟的、失望的人生。新題目的寓意，也許是指人是被命運捉弄的玩偶，也可能指涉主人公無用的小發明。有學者認為，這與文中不斷提及的詩人波德萊爾詩中許多的“玩具”對應，意在改變玩具本來的娛樂功能，玩具對玩具的制作者產生憤怒和反叛，隱射對這個現代化初期的工業世界的憤怒，因為它消滅了勞動者的夢想。1926年《憤怒的玩偶》第一版封面

《憤怒的玩偶》由四個單獨的小故事組成，前后故事之間聯系不是那么緊密，四個故事唯一的聯系是同一個主人公，一個生活在阿根廷首都郊區的底層青年阿斯鐵爾，四個故事中偶爾出現前后情節呼應。這種特點讓小說看上去不像后來的作品《七個瘋子》那樣，具備更為完整的小說敘事的特征。然而，正是這種不正規性，展現了天才阿爾特創作初期的許多驚人的創新。

阿爾特筆下的人物都是底層老百姓，即各個不同國家來的移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失敗。主人公阿斯鐵爾在其青春期形成過程中，閱讀了大盜小說、科學讀本等書籍，他一直夢想成為大盜，羅坎伯樂這個江洋大盜是他理想的英雄形象，他也想成為這樣的劫富濟貧的人。于是，他與兩個朋友組成的“夜半騎士俱樂部”，將一些偷盜想法付諸實踐。這些冒險的偷盜行為將他們從貧困中抽離了出來，提升了他們的腎上腺素，樂此不疲。他們提出這俱樂部還得配備一個圖書館，提供科學書籍以供學習。第一次的公開行動也只在圖書館偷書。在對書籍的評價中，文學是高于技術類的。詩歌成為最為值錢的，如波德萊爾，再如阿根廷本地的盧貢內斯的《金山》。這樣的冒險以警察的追捕而告終。

阿斯鐵爾熱愛科學知識，發明了一些無用的小物件，設計了一門大炮，設想了流星計數器和語音打字機。這些發明能唬住文化水平不高的軍人，卻唬不住高官和上層。小說中的一個通神者認為這些都是雕蟲小技，根本不能靠它們致富。他的聰明才智，因為沒有經歷正規體制訓練，變得一文不值。在這樣的社會中，他的社會晉升通道不斷被關閉，讓他最終陷入絕望。

懷有英雄夢想和科學家夢想的阿斯鐵爾不得不面對貧困的現實，在他的兩次工作經歷中，他感受到的不是雇主所說的勞動最光榮，而是屈辱和壓迫。這種感覺，在他陪著書店老板提著過大的籃子去菜市場時，在他賣紙的時候被那些小商販不斷地蔑視時，在向一個有權勢的大人物求職遭到戲弄時，在港口求職被忽視和驅趕時，體現得淋漓盡致。

他的內心一直不能接受一種與自己的智商和能力不匹配的工作。當母親讓他去找份工作的時候，他說：“難道讓我去洗盤子嗎？”在他看來，洗盤子這種事情根本不能算有尊嚴的工作。而他家庭的處境卻是如此貧困，他不得不選擇底層的工作。這種無法適應外部世界的心理導致他一次次陷入絕望，在第三個故事中，他努力通過面試爭取到一個軍校機械學徒的位置，一時感到了無比的快樂，最終卻被腐敗的官僚體系無情地踩踏，導致他萬念俱灰，自殺未遂。

阿斯鐵爾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如何對抗這些挫敗和恥辱？他對抗失敗的辦法是不斷閱讀、不斷思考、不斷幻想。從他的閱讀書目中，我們能看到無政府主義的影子。盡管在軍校求職面試中，他一口否認讀的書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但阿斯鐵爾的意識只停留在憤怒與絕望之中，暴力革命的思想只在這些爆炸物的發明和嘗試之中萌芽。在阿爾特《七個瘋子》這部小說中，無政府主義甚至是暴力革命就更為明顯了。這與阿爾特本人的意識形態也有關系，他曾給阿根廷共產黨的報紙《紅旗》撰寫文章，因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而遭到阿共的審查。

在第四個故事中，阿斯鐵爾認識的一個街頭混混好友想與他一起偷一位工程師的錢財，他卻出賣了他。讓人唏噓的是，工程師沒有贊賞他的正義凜然，反而去質問他為什么撕毀了友誼的契約。阿斯鐵爾認為，人必須要做點卑鄙的事情，靈魂才能高尚。最后，阿斯鐵爾想去南方的內烏肯省看冰川和高山，而工程師敷衍地同意給他在科莫多魯（Comodoro）找個工作，這個小鎮位于丘布特（Chubut）省，那里沒有冰川和高山，只有讓人喪氣的小山丘。這意味著阿斯鐵爾的最后一個愿望也落空了，他所有的夢想和尊嚴全部坍塌了，這樣的結局讓人透不過氣來。

就這樣，阿爾特筆下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城，第一次出現了人間煙火味。這座城市中的底層面對的永遠是失敗和失望，哪怕人們想要從中尋找虛假的希望和慰藉，阿爾特也堅決不給，他就是這樣“糟蹋”自己的小說。可是，他筆下的民眾才是真實的阿根廷人民，那些虛假、短暫、充滿道德污點的財富與繁榮不能代表真正的阿根廷，那些歐化的文學家也不能代表阿根廷。阿爾特最能代表阿根廷文學，阿爾特的小說最能代表阿根廷的百姓。那就讓博爾赫斯成為世界文學的大師，讓阿爾特成為現代阿根廷民族文學大師吧。

阿爾特的魅力在其語言，而作為譯者不得不覺得遺憾。阿根廷的許多俚語、俗語還有口音是通過文字拼寫本身體現的，中文無法找到恰當的辦法對應。阿爾特特有的語法錯誤也消失于譯文之中，無從可見。這“半文盲”的“差文筆”，變成了主謂賓齊全的中文，那么，問題來了，阿爾特還在嗎？這個用文字羞辱自己的底層作家還在嗎？我們只能尋找折中的方案，如果讀者能看到那個隱藏在阿斯鐵爾身后，那個不放棄文學夢想的天才，所經歷的艱辛和痛苦，能感受到他文字中布宜諾斯艾利斯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脈搏跳動，那么，譯者的任務就算達成了。

（《憤怒的玩偶》中譯本即將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