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法比加法更難，這是看完《刺殺小說家》后想起的第一句話。《刺殺小說家》是雙雪濤創作的小說，收錄于他的短篇集《飛行家》之中。路陽團隊耗時5年將其改編為一部視覺大片。但是，改編引起兩極分化的意見。贊譽者為這部電影的敘事野心、視覺效果擊節叫好，批評者則集中于對電影的敘事邏輯、人物塑造和虛構空間的質感提出質疑。我認為《刺殺小說家》是華語青年導演在商業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嘗試，它顯示出的種種遺憾，是導演夾雜在藝術性和商業性的權衡中所顯示出的力不從心。

雙雪濤的原作是一篇典型的元小說，是作者對“小說無意義，文學無法改變世界”做出的溫柔一擊。但原著的現實隱喻和虛構世界的建構程度并不深，電影對此下了很大力氣補齊，比如把原著里作為虛構世界存在的京師，升級成了格局更大的、散發出玄幻氣息的平行世界。路陽并不滿足于簡單講一個少年誅殺惡鬼的故事，它想象了一個充滿控制與洗腦文化的世界。

電影的野心很大，技術上也下足了功夫，在完成度上卻有幾處大失水準的地方，比如結尾的“開掛”行為。在這類電影中，基本設定的嚴謹是和想象力同等重要的，劇情要做得耐琢磨，拼的就是人物的豐富性、世界觀，以及設定的嚴謹。比如日本動畫《鋼之煉金術師》的優秀之處在于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機械降神這類開掛行為，直到結尾仍維持住設定的嚴謹。但《刺殺小說家》的敘事好不容易到了關鍵之處，卻只能求助于作者開金手指，用雷佳音代替路空文，在虛構世界里機械降神，這樣的敘事爽是爽了，作品的嚴謹則大打折扣。畢竟，如果小說可以影響現實，設定上又允許機械降神，那主角拯救女兒只需要修改小說文本，直接寫一筆女兒復活即可，前面大費周章的深情就都顯得白費。同樣，反派若是真有數據巨頭的本事，除掉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說家，花錢找黑道辦事即可，何須通過楊冪又找到雷佳音，把殺一個人的不確定性層層加碼。

所以，電影的創作團隊其實是為了把故事進行下去，盡可能制造戲劇性，一步步犧牲了設定的嚴謹程度。而在設定之外，電影的另一個商榷之處在于人物的處理。這部作品的特效不錯，武打動作也延續了《繡春刀》系列的美感，甚至到雷佳音出場，虛構的世界慢慢呈現，能看到幾分《長安十二時辰》的影子。按理說，這個限時營救類型的故事是很有緊張感的，但觀眾觀影時可能并未感到環環相扣引人入勝，也沒有感受到“蚍蜉撼樹”的悲壯感和反派的壓迫感。現實里的反派猶如一個工具人，主創可能想把他設計成小丑式的有人格魅力的反派，但除了寥寥幾筆對這個角色虛偽、丑惡的表現，對他在性格上豐富性的展現其實是不足的。

而在虛構線里，觀眾對反派的夸贊也只剩下特效好，因為這個人物沒有多少可圈可點的地方。它既非天才與瘋子結合的駭麗惡魔，也不是現實結構性問題孕育出的深邃人物，本質上，它只是一個特效奇觀的展示品，如果想從中思索任何深刻的命題，都只是芝麻粒里挑西瓜，白費力氣。

反派無法令觀眾產生更深的共鳴，正派的魅力也會隨之被削弱，因為二者的關系本應該是勢均力敵的，深邃正派的背后往往是復雜反派的襯托，就像在《蝙蝠俠：黑暗騎士》里，如果沒有小丑，就無法呈現蝙蝠俠的哲學思辨。所以到了結尾，故事的緊湊感只能靠特效、武打動作和演員的演技來找補。

這是一部用心、誠摯的電影，但它不會讓觀眾想要反復重溫，我想路陽作為導演，想必也不希望僅僅聽到一通虛頭巴腦的夸贊。在承認電影不易的基礎上，提出可以改進的地方，是當下批評者所更應當做的。

其實《刺殺小說家》的原著并不適合改編成電影。這是雙雪濤自身敘事錘煉中的實驗品，屬于他的早期作品。小說能很明顯地讀到林少華翻譯的村上春樹小說的腔調，以及王小波的傳奇類敘事的影子。雙雪濤在《我的師承》里坦言他非常明顯地受到村上春樹跟王小波的影響，所以這篇作品有一種練筆的意味在。如果改編成電影的話，小說中很多意識流的敘述很難被呈現出來，增強敘事性以便于影視化，就更加困難。路陽在電影的處理上，把小說的異世界具象化了，做了許多擴充，但他沒能解決小說文本中的現實性跟虛構性的對立關系。觀眾雖然能明白這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故事，但導演并沒有建立起足夠令人確信的邏輯關系。比如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她做的不是說升級故事的腦洞，也不是把科幻的設定做得多么酷炫，她回到了一種較為古樸的設定，但那樣的設定推演出來的世界是讓人細思極恐的，背后有堅實的邏輯支撐。但在《刺殺小說家》里，現實跟虛構之間的連接是非常飄忽不定的，以至于最后電影不得不“開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