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著作權法》的決定。自我國2010年完成《著作權法》第二次修改迄今，第三次修改工作持續了10年時間。《著作權法》的第三次修改，適應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為了解決我國新技術發展和新產業、新業態提出的新問題，也是為了解決長期困擾我國著作權人維權難、維權成本高、侵權賠償低等問題。

在逐字逐句認真學習《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文本的時候，不禁使我聯想起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次修改的情形。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一部《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該法自1991年6月1日起施行。至此，隨著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三大基礎性立法的完成，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主體大廈”建設告罄。《著作權法》的貫徹實施，不僅保護了著作權人和鄰接權人的利益，也為促進我國文化產業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

1997年，我由北京市的司法機關調入大學成為教學科研隊伍的一員，在第一次授課時，我也是這樣表達了自己的喜悅之情。1997年也是我自己購置個人計算機，在家里體驗網上沖浪的第一年。盡管網速很慢，還時不時掉線，但我因為身居陋室就能俯瞰全球而興奮異常，這種興奮很快又被一個當時的新型著作權侵權案件拉升了溫度。

開風氣之先的“維權勇士”

1998年4月，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在其網站上創建了“小說一族”欄目，該欄目將王蒙、張潔、畢淑敏、張抗抗、張承志、劉震云等6位作家的文學作品通過WWW服務器在互聯網上傳播。

上述6位作家以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的行為侵犯其著作權為由，于1999年5月31日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王蒙等6位作家訴稱，他們分別是作品《堅硬的稀粥》《白罌粟》《漫長的路》《預約死亡》《一地雞毛》《北方的河》和《黑駿馬》的著作權人，被告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未經許可，在其網站上傳播使用原告的作品，侵犯了原告對其作品享有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行為，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若干，賠償每位原告精神損失5000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和調查費。

被告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辯稱，其是國內最早從事互聯網上內容提供的服務商。因我國法律對在互聯網上傳播他人作品是否需要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怎樣向著作權人支付作品使用費等問題都沒有任何規定。公司不知道在網上刊載原告的作品還需征得原告的同意。原告起訴后，公司已從網站上及時刪除了原告的作品。公司刊登原告作品的行為僅屬于“使用他人作品未支付報酬”的問題，況且訪問公司“小說一族”欄目的用戶很少，公司沒有任何收益。網站在刊登原告作品時，沒有侵害原告的人身權，因此，原告在訴訟中主張精神損失5000元，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原告主張的經濟損失，沒有法律依據。公司刊登原告的作品無侵權故意，出現上述問題是由于法律和實踐原因所致。希望法院查明事實，依法作出公正裁決。

當時，在下載、網上瀏覽作品等都是不為社會公眾所熟知的詞匯的情況下，6位作家已經拿起法律武器，就網絡上發生的侵犯著作權行為依法維權了，真正是一批開風氣之先的“維權勇士”！

審理該案的一審法院認為，6位作家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權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公開使用他人的作品，就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害。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的作品使用方式中，并未窮盡作品的使用方式。隨著新的作品載體的出現，作品的使用范圍得以擴張。因此，應當認定作品在互聯網上傳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種方式。除依法律規定外，非著作權人對著作權人的作品在互聯網上傳播時，應當取得作品著作權人的許可。作品雖然是在互聯網上傳播的，但其本質上都是為實現作品向社會公眾的傳播使用，使觀眾或聽眾能夠接觸作品的內容。作品傳播方式的不同，不影響著作權人對其作品傳播的控制權。被告作為網絡內容提供服務商，在互聯網上傳播原告的作品構成侵權。被告在經營活動中是否營利，只是衡量其經營業績的標準之一，不影響侵權行為的成立。因此，被告未經原告的許可，將原告的作品在其計算機系統上存儲并上傳到互聯網的行為，侵害了原告對其作品享有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

一審法院根據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四十五條第六項、第八項的規定，于1999年9月18日作出判決，判決的主要內容有：自判決生效之日起，被告停止使用涉案作品；自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被告在其網站主頁上刊登聲明，向原告致歉；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和合理費用若干；駁回原告精神損失賠償的訴訟請求。

被告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經過審理，駁回了一審被告的上訴，維持原判。

為新作品使用方式預留空間

在二審判決書的理由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表述：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五項之規定，是指“以復制、表演、播放、展覽、發行、攝制電影電視、錄像或者改編、翻譯、注釋、編輯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權利，以及許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獲得報酬的權利”。從此規定可看出，我國《著作權法》對于作品的使用方式采取的是概括式和列舉式并用的立法模式。隨著科技的發展，對作品的使用方式將不斷增多。因此，作品在網絡上的使用是制定《著作權法》時所不可能預見的。雖然我國《著作權法》未明確規定網絡上作品的使用問題，但并不意味著對在網絡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不進行規范。依法調整網絡上的著作權關系，對互聯網的健康發展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的核心在于保護作者對其作品享有的專有使用權。若著作權人對作品在網絡上的使用行為無權控制，那么其享有的著作權在網絡環境下將形同虛設。在網絡上使用他人作品，也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使用者應當征得著作權人的許可。

我們知道，漢語“等”字具有表示列舉未盡和列舉后煞尾（窮盡式）等含義。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五項在具體列舉的11種作品使用方式之后用了一個“等”字，法院理解為“非窮盡式列舉”，實際上為新的作品使用方式預留了空間。

《著作權法》前進的腳步

經過認真推敲兩份判決書，我個人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被告雖然對于法院在判決書中的釋法行為保留了意見，但是在其內心里也不得不暗挑大拇指。

實際上，該案的原告在起訴時，已經存在約束網絡上作品使用行為的規定，只是該規定反應在我國還沒有承認和加入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中。該條約是1996年12月20日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由120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外交會議上締結的，1999年北京市的兩級法院在審理“6作家著作權案”時，我國尚未加入WCT。

該案發生時，正值我國“入世”談判接近尾聲，我國承諾修改國內的相關法律以達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著作權法》自在其列是毋庸置疑的。該案之后，又接連發生了多起類似案件，為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提出了最直接的，也是最迫切的要求。

2001年《著作權法》第一次修改的完成，既是為了“入世”，更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為與WCT相關規定對應，我國2001年修改的《著作權法》，在著作權人享有的財產權利中增加了一項“信息網絡傳播權”，自此，我國法院審理著作權侵權案有了清楚明確的法律依據。

《著作權法》第一次修改完畢后，全國人民隨即投入了巨大的學習、普及熱情，就像現在學習和普及《民法典》一樣。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該組織的第143個成員國。在這之前《著作權法》修訂的完成，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必選動作之一。

作為知識產權人的一員，我也感慨頗深。遙想30年前，1990年我國《著作權法》立法的艱難成就，2001年為“入世”而必須完成修法任務的艱苦付出，我國《著作權法》前進的每一步，都表現出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勇于擔當和迎接各種挑戰的膽識與智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北京知識產權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