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上、下），（西班牙）塞萬提斯著，孫家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

《堂吉訶德》的一個不該被忽視的中譯本我最早讀到孫家孟老師翻譯的《堂吉訶德》，是在西班牙語精讀課的課堂上，當時老師選了《堂吉訶德》同一個片段的三個譯本，一個是孫老師的，剛問世不到一年，另兩個則是已經比較有名的譯本，讓我們做比較。對比之下，孫譯的一大特點，是使用了一種文白夾雜的文體來翻譯堂吉訶德腦子清爽時發表的長篇大論，如：“我等已知，士兵乃貧者中之赤貧者，所依度日之餉銀，或拖欠，或克扣，無奈之下，只得去搶劫。然此舉既有生命之虞，亦遭良心之譴責。”另兩個譯本則是用的大白話。我上大學時，孫老師已經從我們系退休了，留下一些傳說。據說孫老師雖翻譯水平高超，講起課來卻比較沉悶，在講臺上端坐如一尊佛像，除了開口講話沒有什么額外的動作。還有說孫老師翻譯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時，把我們系的秘魯外教請到家里住，解譯原文時每有疑惑，就可當面向作家的同胞請教，外教則樂得品嘗孫夫人燒制的一手好菜。當時讀到孫老師的譯本，我只是心生景仰，覺得老翻譯家中文功底深厚，自己要做一個好翻譯，還得再多讀些古文培養語感。現在我在大學課堂上教文學，讀經典，才更深刻地領悟到孫老師這種“文白夾雜”文體的妙處。

因為堂吉訶德就是這么說話的。塞萬提斯故意給這位瘋癲騎士設置了一種高尚、典雅、不乏詰屈聱牙之語的說話風格。翻閱原文，只要堂吉訶德一開口說話，尤其是發表他自以為是高見的言論時，就會覺得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堂吉訶德腦子里裝著的，是在他生活的年代早已過時的中世紀騎士的觀念，表現在語言上，就是一種迂腐的、看似賣弄學識的風格，這種風格在侍從桑丘·潘沙的粗俗以及西班牙平民社會單調而快活的日常生活的映襯下，更顯得滑稽可笑。在西方文學中，對于小說這個體裁的生命來說，《堂吉訶德》蘊含的這種雅與俗的對比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這是從騎士小說走向現代小說的標志，正如卡爾維諾所說：“堂吉訶德這個人物，使得兩種彼此對立的語言，甚至兩個沒有共同點的文學世界（奇妙的騎士世界與流浪漢的喜劇世界）之間的沖突與相遇成為可能，從而開啟了一個甚至是兩個新的維度：極其復雜的思想現實的層次，以及我們可以稱為現實主義的對于環境的體現。”因此，一個能將《堂吉訶德》語言的特點恰當再現出來的譯本，自然更有助于讀者深入了解經典何以為經典。

在孫老師的譯本中，我們時時能感受到譯者為了在中文中重塑堂吉訶德的形象而付出的苦心。堂吉訶德首次出游，也就是這位騎士小說迷離開書齋，首次與他生活于其中的真實世界發生碰撞時，一路笑話不斷。茫茫原野上，他找到一家客店，把客店認作城堡，把客店門口的兩個風塵女子當成貴婦，用一種底層平民基本上聽不懂的文縐縐的語言問候她們，孫老師譯為：

“二位女士不必躲避，切勿擔心小可會行非禮。小可奉行騎士之道，不會冒犯任何人，尤其是對二位女士。二位姿容，一望便知乃為大家閨秀。”

這樣的文字既傳達了原話的那種不合時宜的典雅，又不至于完全脫離現代漢語而讓普通讀者看不懂，可謂“雅”得恰到好處。妓女們聽了這番話，迸發出一陣大笑。堂吉訶德又說：

“美麗淑女應當舉止安詳，不茍言笑。小可此言并非有意冒犯，亦非出于脾氣暴躁，無非愿為二位效勞而已。”

這番話讓兩個妓女笑得更厲害了。越能忠實模仿原文中堂吉訶德話語的風格，這種“笑果”的體現就越為顯著。奧爾巴赫在他的《摹仿論》中寫道，“堂吉訶德的瘋傻照亮他遇見的一切東西，他使用歡快的沉著，并將它們留在歡快的混亂之中。”譯文中這種高貴沉靜的說話風格可說是照亮了文字構筑的世界，與主人公異于常人的怪誕舉動渾然一體，共同構成瘋癲騎士令人難以忘懷的形象。及至堂吉訶德入店就餐，說起吃什么：

“不管何物，快快上來。旅途勞頓，盔甲沉重，腹中空空，如何受得？”

有經驗的優秀譯者大多認可一個原則，那就是譯文中應當盡力避免使用四字成語，但這一原則并不是絕對的。為了在中文中重塑堂吉訶德語言的典雅性，制造喜劇效果，故意把他的華麗言辭表現為一連串的四字詞，可以說是一種絕妙的創造性轉換。

在我印象里，孫老師倒不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人，更多是一個沉穩、謙遜的學者。我留校工作之后，幾次去他家里拜訪他，從沒覺得他的家里有什么變化——南京大學北陰陽營教工宿舍區的大概還不到60平米的老房子，屋內的一切仿佛都停滯在八十年代，唯一引人注目的東西，就是掛在墻上的幾個精美瓷盤，可能是孫老師訪學秘魯帶回來的紀念品。我偶爾向他求教一些翻譯上的原則問題，他慢條斯理地、很認真地回答我，把道理講清楚，從不敷衍。他特別客氣，要是求我幫他個什么忙，一定要請我吃頓飯以表感謝，每次都是在南大附近的很小眾的餐館，或是西班牙菜，或是墨西哥菜。他熟知菜單上的西文菜名，知道每家店哪些菜最正宗，可見他對美食也是研究得很認真的。他還告訴過我，南大附近的哪家小店里可以買到最正宗的歐洲奶酪。身居陋室，而食不厭精，這是很多南大老教授的共性。

正是這樣一種緩慢、高貴、極富耐心、向往完美的品性，征服了《堂吉訶德》最難譯的段落，包括這本書開頭那幾段法令式的文字。我手頭的其他任何一個中譯本都沒有像孫老師的譯本那樣，把看似不重要而又難譯的《堂吉訶德》首版定價說明、勘誤證明和國王特許都譯出來。對于今天的文學研究來說，這些文字是非常寶貴的參考資料。它們雖然不是塞萬提斯的手筆，卻能帶我們進入到《堂吉訶德》誕生時置身的多重世界：出版的世界、司法的世界、政治的世界。塞萬提斯研究的著名學者愛德華·C.賴利曾指出《堂吉訶德》反映的一個重要現實：16世紀印刷術在歐洲大興之后，文學書的讀者大量增加，文學對人的思想的影響不能不引起統治階層特別是天主教教會高層的憂慮。耶魯大學著名西班牙語文學學者岡薩雷斯·埃切維里亞專門論證過西班牙語敘事文學的源起和法律文書之間的緊密關系。墨西哥語文學者安東尼奧·阿拉托雷認為，以《堂吉訶德》為代表的西班牙“黃金世紀”文學，是在一個專制的時代艱難開花的，嚴格的審查制度逼迫作家們不得不時時選擇委婉含蓄的表達。所有這些洞見，能被孫老師精心譯出來的那些法令文本一一照亮。

2013年年初，孫老師突發腦梗，入院治療。我去看望他時，他費力地睜著眼睛，捏著我的手，喃喃了好些話，大意是謝謝我能來看他，其他的話，我就怎么也聽不清楚了。一位曾讓數部西語文學名著變成明白曉暢之中文的老翻譯家，此時卻無法明白曉暢地表達自己，真是讓人難受。過了會兒，護士過來宣布午飯時間到，然后把輸送營養液的管子小心翼翼地送入這位老翻譯家兼美食家的口中。護士一直在微笑著，溫柔地、像對待嬰兒似的對待他，我也跟著微笑，心里卻很難過。所有人都祝愿孫老師能早日康復，然而等來的卻是病情加重的消息。就在那一年的清明節，孫老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堂吉訶德》有很多優秀的中譯本，孫老師的譯本肯定應當位列其中，只是不是那么有名。我給非西語專業的學生上文學課時講《堂吉訶德》，一直是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孫家孟譯本為主要參考。如今上海譯文出版社重出了這一譯本，裝幀素雅，排版悅目，可惜孫老師是看不到了。按理說，理想的譯本應當仿佛是原作者在用中文寫作，讓人感覺不到譯者的存在，但讀著堂吉訶德堂而皇之的、既理智又瘋癲的話語，我總能感覺到孫老師的存在。那是一顆與堂吉訶德、塞萬提斯合而為一的高貴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