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到聚奇城新市場閑逛，走進三樓東頭一家店。店主是一位老者，店面不大，里面大多為旅游類書刊，如《旅行雜志》《旅行家》等，還有一些民國時期和上世紀50年代的旅游類書刊，開價都較高。看中兩本民國時期的《旅行雜志》合訂本，開價太高未拿，又挑了《北新文選》《大戲考索引》《魯迅事跡考》等書，開價倒是不高，其中林辰著《魯迅事跡考》是作者簽贈本，甚為難得，遂買下。

林辰著《魯迅事跡考》，1948年3月由開明書店初版，是問世較早的介紹魯迅生平事跡的專著，收入林辰1942年至1945年間所寫的十篇有關魯迅史實的考證文章，包括：《魯迅曾入光復會之考證》《魯迅與章太炎及其同門諸子》《魯迅歸國的年代問題》《魯迅赴陜始末》《魯迅北京避難考》《魯迅與文藝會社》《魯迅與狂飚社》《論〈紅星佚史〉非魯迅所譯》《魯迅的婚姻生活》《魯迅演講系年》。正如孫伏園在《魯迅事跡考》序中所言：“林辰先生的《魯迅事跡考》，卻給我們減去了不少遺憾，增加了不少慰藉。全書共計論文十篇，從題目看，就知道每個題目都與魯迅先生整個傳記有關，整個傳記就靠數十百篇這樣的論文拱衛著。……我私心希望這位未來的傳記作者就是林辰先生。自然，說得廣泛一點，凡屬魯迅先生的生前友好，和敬仰愛慕先生的萬千青年，心頭都有一篇或詳或略、或粗或細的魯迅先生的傳記，但是放在心頭和寫在紙上似乎確是兩件事。一旦動筆，即刻感到材料不夠，印象模糊。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證論文的一位愛讀者。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繼續寫作這類考證論文若干篇，即使一時沒有傳記，我們讀了這樣細密謹嚴的論文，其快樂也不會下于閱讀整本的傳記，至少使以后的傳記作者省卻許多考證的工夫了。”

林辰（1912—2003），原名王詩農，貴州人。曾在重慶大學、西南師院任教。他長期從事魯迅著作的校勘、注釋、出版工作，先后參加了1957年版、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修訂工作。

我所得的這本《魯迅事跡考》不是開明初版本，而是1955年新文藝出版社的再版本，林辰為再版本寫了篇后記，簡述了再版的原因：“本書曾于1948年3月由開明書店出版；現因書店方面另有專業范圍，所以改由新文藝出版社重版付印。……當我寫這些文字時，曾得許壽裳、孫伏園二先生的幫助不少。許先生以高齡碩德，而對于一個后進的請益，往往不吝用長達二三千字的覆書，賜以周詳的指教；孫先生在函札和口頭上也給予很多寶貴的意見和資料：這都是我所感念不忘的……”

《魯迅事跡考》一書扉頁處有林辰筆跡：“李子云先生惠存 林辰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李子云（1930—2009）是著名文藝評論家，曾擔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上世紀50年代，李子云曾擔任夏衍同志的秘書，也是夏公最親近的人。這本《魯迅事跡考》的封底還有新文藝出版社的贈閱章，使其更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