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部反映海原大地震的小說，是石舒清多年的愿望。我不止一次聽他講過，這件事情大概只能由本地作家來做了，倘能最終完成，也是對養(yǎng)育了自己的故土的一個交代。后來又知道他在四處收集資料，尤留意于幸存者的口述。有一段時間內(nèi)，印象中似乎他特別專注于資料方面。記得有次打來電話問，1920年12月16日這天，魯迅在干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是，除了知道魯迅日記中“夜地震約一分時止”這句外，我并不比他了解得更多些。就閱讀過的多種魯迅年譜和傳記，其中關(guān)于魯迅當(dāng)天的行止記載，亦未提供詳細信息。因而茫然無以應(yīng)對。現(xiàn)在，這部名為《地動》的小說終于面世了（載《十月·長篇小說》2020年第2期，同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單行本）。臆想中作者曾面對著一大摞資料，閱讀、剪裁、提煉，其間辛苦之狀，或難備述。我曾問過作者：寫作時間很長吧？回答尤為意外：不足一月，就寫成了。

看來資料只是一個輔助因素。地震這一事件被作家列為寫作計劃，自那時起，于多年的體驗、想象中，此事件漸次化為種種形象，成為別一種世界。原來他在等待，等那一世界自然長成，等那些死者和幸存者從廢墟里爬起來，然后為他們輕拂臉上的塵土；他依然在等，等那一世界中的受難者骨肉豐滿、生命充溢，再將小說推出。故而與其說他在尋找資料，倒不如說他在使自己的體驗更其充足、想象更其開闊。寫作過程中或許有苦痛，有愉悅，自進度一面而言之，大體上是順利的，一氣呵成，生氣貫注。

地震不好寫。大震無故事。就如《本地的事·袁家窩窩》一節(jié)中所寫，大地震中并沒有多少事情值得講的。死人不說話，幸存者講述及經(jīng)驗其實多有雷同。那么，作家有權(quán)化身為多個敘述者，進入人物內(nèi)心，設(shè)身處地，代替他們陳述那十幾秒、幾十秒災(zāi)難時刻的相同感覺——那一刻，“死是必然，活是運氣”；那一刻，“一切死物都要活了，一切活的都要死了”；那一刻，人都會產(chǎn)生一種“荒誕的感覺”，生死之間來來去去、真真假假，死亡反而不那么令人害怕了；那一刻，夷平的廢墟中蠕動著的人好似游魂一般，而天上的月亮則如紙片一般飄浮著，失了方向。《本地的事·太陽黑子》一節(jié)，敘述者代替了幸存者去感覺，“感覺很多聲音被震得從耳朵里飛出來，感覺別的都是活的，就自己是死的。感覺地就像馬車一樣……感覺自己和飛不脫的麻雀一樣。……感覺什么就是什么……從來沒有過那樣多的感覺”。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寫，在整個文本中所占比重甚微，只是于敘事進程中，濃墨重彩地涂抹了幾筆。

將地震置于日常生活中來寫，這才是《地動》藝術(shù)上的非同尋常之處。小說整體氛圍上，當(dāng)然籠罩著、彌散著一種極度不安的氣息，但小說因其自身視角多樣和視野寬廣，即使偶然寫到一些慘烈場景，有如伍爾夫在《普通讀者》中所說，“不過分強調(diào)或激動，自會吸引讀者跟著閱讀下去”。地震中怎能沒有慘相，即便通過寫日常生活來寫地震，其慘相又如何不激起生理和心理上的反應(yīng)。然而，在石舒清這里，他恰恰把那種令人不適的反應(yīng)，巧妙地變幻、移置為某種閱讀吸引和心靈呼應(yīng)。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岔河》（初次發(fā)表時名為《底片》）中不乏殘酷場景，仍然誘使著人讀下去。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大師什克洛夫斯基說過：藝術(shù)中的鮮血，沒有血腥氣。（《散文理論》）這是一種分寸感，石舒清憑自己內(nèi)在的藝術(shù)感覺，把握住了。

平靜從容、張弛有度地描寫日常生活，于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下子寫到了地震，看似突然，實則自然。閱讀過程中，有時讓人忘了這是在讀一部寫地震的小說，有時又詫異作者是不是忘了他在寫地震。生活系常態(tài)，地震這種極端情境則為變數(shù)。《遠處的事·昝學(xué)武》寫一對小夫婦，燕爾新婚，其樂何如，偏是那不知足的丈母娘作怪，從中生事，生出種種小曲折，讀來令人興味十足；當(dāng)看到小丈夫悄悄尋見新娘，倆人慌慌地手拉手往家跑，要去做那甜蜜之事，猛然間覺出不對勁來，作家忘了他的主題嗎？至結(jié)尾引用一小段文獻，中有地震時“某夫婦被壓粘連一片”云云，始則恍然于作者結(jié)穴之巧，終則讓人不得不停頓下來，三致嘆息。在小說整體中，地震有時是突發(fā)事件，有時是背景，有時更是遠景，它與豐富多變的生活之間，構(gòu)成了一與多的關(guān)系，又使得作品主題明確、內(nèi)涵豐盈。

石舒清寫地震，其實就是寫人性，寫人的命運。人性具恒常性；無論平和環(huán)境中，還是某種極端境地里，人性不會發(fā)生本質(zhì)性變異。不過，變化還是有的，極端事件及其情境中，人性會在兩極處格外地展示其自身。一極是良善，它較之于平日要更單純，因而也更堅定。那個頭戴狐皮帽子的男人，搖搖晃晃地走在墳?zāi)挂话愕目h城，目的就是要招來狐皮帽子主人的后人，以便告訴乃父死信，因這主人曾替他的父親解過危、濟過困。須知，當(dāng)此大難之際，這人首先該想到自己家人，該奔回自己家救其親人，于倫理上無可譴責(zé)之處，但他未加思慮，即刻上路尋找（《本地的事·狐皮帽子》）；還有那個強勢的、善經(jīng)營的瓷廠老板娘，發(fā)話任由人拉走瓷缸以充棺材，拉完為止，“這樣的時候，錢是個啥”（《本地的事·郭鳳菊》）；還有那個長工——雖名為長工，寄身主家，與主人的關(guān)系處得“像老哥弟兄”，大震掩平了主人全家，只余一吃奶嬰兒在廢墟上舞著小手大哭。這長工“向著這一時喑啞的世界做了保證”，只要自己活著，就把孩子養(yǎng)大（《本地的事·老井》）……此處由于外力擠壓，人性反而晶瑩，透亮，無雜質(zhì)纖塵，它給凄慘、絕望的世界帶來暖意，它給喪失了生之意志的人一種無形的力。它不多想，不思慮，不計算。與此相對，另一極則顯得可疑、混濁、陰暗，它似乎一意證明自身，哪怕大震還在持續(xù)、世界正在毀滅，也不愿改其惡濁本性和本質(zhì)。這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那個光棍，無意間救了主人，知其家底，便伙同一乞丐威逼主人，命其交出家財。退讓、隱忍至無可忍讓之際，主人將光棍引入窯洞深處，暗暗打開了機關(guān)。讀到這里，已經(jīng)不再覺得大震有多可怕了，人性之惡遠甚于大震；讀到這里，亦覺善惡角力中，良善的人性終歸更具優(yōu)勢，占據(jù)上風(fēng)。（《本地的事·關(guān)門山》）這樣的事例，在小說中還有不少，比如假扮念經(jīng)人的乞丐（《本地的事·乞丐》），比如混在難民群里的土匪（《本地的事·自救隊》），等等。還有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子：名叫尕虎的年輕犯人，以偷牛罪名被判入獄5年，大震時乘亂跑出去，氣吼吼地救出誣陷他的雇主夫婦，強拉到知縣那里，以證自己清白。知縣見此情狀，大感意外，亦“大起快慰”，像看什么稀罕物那樣看著這個年輕人。（《本地的事·尕虎》）感覺快意的何止是知縣，作為讀者的我們，亦覺大痛快。

小說以“本地的事”“遠處的事”“后來的事”結(jié)構(gòu)成一個整體，這會令人不由得想到，凡屬人的事都應(yīng)相互關(guān)聯(lián)。然而，實際上，小說更多呈現(xiàn)的是一個個被打壓在黃土下面的求生者，憑著最后的一點氣力，努力救出自己。大難落在了頭上，這就是人的命運；于孤獨無助中又反抗這命運，正是生命的本質(zhì)。廢窯中的一對新婚夫婦，一邊吃著糊墻紙——那是用面糊貼上的，一邊輪換著掏挖，直到力氣用盡，相擁而死（《后來的事·廢窯》），即為感人一例。何止人的生命，便是動物，亦何嘗不如是：幾只被壓在窯洞里的羊，吃自身的毛，或吃同伴身上的毛，竟然由冬天活到了春天，它們終于見到了陽光，“忍耐了那么長時間”，最后直著眼睛死去了。（《后來的事·柳葉哨》）這些深藏在黑暗地底、超乎想象的細節(jié)，因著作家的深度體驗被呈現(xiàn)了出來。

阿爾貝·加繆說過：天災(zāi)不由人；于災(zāi)難中死去成千上萬的人，在漫長的歷史以及想象中，無非一縷輕煙而已（《鼠疫》）。那么，《地動》的藝術(shù)及其意義，正在于記住這些逝去的生命。于文本描述的世界里，我們分明聽見了那個隨時現(xiàn)身的敘述者的嘆息聲，借用石舒清此前在短篇小說《十里店》里敘述者的話：可惜了大難中這無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