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的焦點，如今已不再是文學，而是被電影、電視、漫畫、流行音樂和社交媒體所取代。目迷五色的學者們放棄了作為文學遺產保管人的角色。得克薩斯州大學圣安東尼奧分校的史蒂芬·凱爾曼（Steven G.Kellman）擔心著文學研究要終結了。對于攻擊文學的悠長傳統，他提到了近年兩部相關研究著作。

《恨文學》一書調查了從柏拉圖至今，對文學反感的漫長歷史，是巴黎第十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威廉·馬克斯（William Marx）的作品。回溯 《理想國》中蘇格拉底所說的“哲學與詩歌間的古老爭論”之后，馬克斯發現，對想象性寫作持敵視態度的，不僅僅是哲學。他還勾勒出平行或寄生于文學史之外的反文學傳統，那種種否認作者權威的言論和行為。

馬克斯發現，在早期，這是一個權力問題。有感于荷馬史詩對雅典人民的持續有害影響，柏拉圖覺得應該把詩人驅逐出他的理想國。柏拉圖認為，詩歌不過是對永恒形式的摹仿的摹仿。一首關于床的詩僅僅再現了一張床，而那張床本身只是對理念的、典范式的床的不完美的摹仿。16世紀，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在《為詩辯護》中，將這種對文學的柏拉圖式排斥歸結為這樣一種信念——即文學是“謊言之母”，仿佛小說就是謊言的同義詞。在現代大學里，真理探索者的典范在理工院系，而不是跟不上時代的文學愛好者。

1959年，C.P.斯諾發表了他臭名昭著的“兩種文化”演講，聲稱科學頭腦在認識論上優于人文主義想象。盡管如馬克斯指出，斯諾的論點有似是而非、過于簡化、荒謬不真實等等明顯缺陷，但這套話術仍然說服了大批金主和政客，前者削減了文學研究的預算，后者蔑視文學研究。事實上，詩人自己都經常說，自己的藝術不追求什么真；如果詩歌不再宣稱其為真，那么也就不能因為虛假而受到譴責——西德尼就是這么抵抗的。

以道德的理由反文學，是馬克斯列舉的另一個歷史傳統。詩人的隊伍里不僅充斥著酒鬼、癮君子、叛徒、小偷、殺人犯和其他各式各樣的罪犯，而且，反文學的擁護者警告說，這些壞人的詩歌用他們的罪惡敗壞了讀者。不同時代的清教徒對邪惡的定義不同，在當代的教室里上演的版本是：從課程里清除奧維德的《變形記》，因為它似乎容忍了強奸；清除《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因為它臟話連篇。

此外，照字面意思，先鋒派是對傳統價值觀的正面攻擊。這么來看，如果絕大部分的現代文學意在震驚、挑釁和搖動人心，那么身在一個旨在維持現狀、坐享社會支持的機構里做這類文學的研究，好像就很難說得過去了。這是反對文學研究的又一個理由。

最后一個理由是基于社會效用。寫一本關于埃德蒙·斯賓塞的專著除了對書呆子還能對誰有用？開一堂艾米莉·狄金森的研討會如何能讓參與者成為有用的公民？而且，許多現代主義者放棄了文學的所謂社會效用。“一切藝術都是無用的”，奧斯卡·王爾德堅稱。在王爾德之后，為一個沒有什么好處的學術研究辯護似乎也已經無用了。

然而，反對文學其實是詆毀者對文學的贊揚。支撐反文學的前提是相信文學具有力量，因而值得攻擊。對于文學的捍衛者來說，比反感更糟糕的是冷漠。

這種冷漠可能已經蔓延開來。牛津大學英語系的梅爾韋·埃姆雷（Merve Emre）援引納博科夫對于“好讀者”和“壞讀者”的區分，審視20世紀中期的閱讀狀況，寫成《準文學》一書。這邊廂，大學正在強制推行“細讀”，把文本作為豐富細致、自主的語言材料來研究，而“壞讀者”正讀著的卻是回憶錄、日記、委員會報告和其他準文學作品。他們還利用自己的文字技能來玩填字格游戲、破譯老食譜，玩出其他未經學院批準的花樣。

為求生存，學科必須適應和進化。16世紀早期教皇利奧十世在羅馬大學創立的占星學系早已消失，但是天文學卻由于超越了地心說和日心說的模型而蓬勃發展。女性主義、批判種族理論、生態批評、讀者反應理論、新歷史主義、酷兒理論已經讓21世紀的文學系大大不同于本世紀中期形式主義者占主導的文學系。今天，旅行文學、科幻小說、烹飪書和其他準文學類型的課程比比皆是。閱讀專家認為這些都可以成為培養閱讀習慣的有效途徑。從外賣菜單讀起，最后捧起普魯斯特。

凱爾曼表示，研究戀尸癖、美人魚和澳大利亞電影本身無疑都是有價值的，但既然生命短暫，學術年限又不夠長，這些應該取代喬叟、莎士比亞和彌爾頓嗎？很難相信《權力的游戲》甚至原著喬治·R.R.馬丁的幻想小說，會誘使弗吉尼亞·伍爾夫終身成癮。文學研究自亞里士多德論述希臘戲劇以來，已經被證明是極具彈性的，但凱爾曼懷疑，它會不會被拉成一個奇怪的模樣，變得根本不是文學研究。